即便是对她的猎兔犬，她也是无话不说呀！就是对壁炉里的劈柴，对座钟的摆锤，她也有知心话要倾诉。

然而，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寂寞的生活中搜寻，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水雾溟蒙的天边，寻找一叶白帆。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机遇，不知道什么风能把机遇吹到她跟前，会把她带到什么彼岸，也不知道是一叶扁舟还是三层大船，装得满到船舷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醒来，就希望机遇当天会来，细听种种声音，一骨碌跳下床，纳闷怎么还不见来。于是夕阳西下，还是愁上加愁，恨不得已经身处明天。

春天又到了，梨树开花，天气转暖，她心头感到阵阵憋闷。

刚进七月，她就扳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安代维利耶侯爵说不定还会在沃比萨尔举行舞会。可是，整个九月都过了，不见来信，也没人登门。

失望之下，百无聊赖，她的心又空虚起来，于是类似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周而复始。

如今，这种日子还要一天接一天，翻来覆去，天天一个样，数也数不清，什么也没带来！别人的生活，无论怎样平淡，起码总会发生点什么意外之事。一次偶然事件，有时也会引发无穷波折，环境也会变动。可是她呢，什么事也碰不到。这岂不是天意！未来就像一条黑洞洞的走道，尽头的门关得死死的。

乐曲她也不练了，还弹它做什么？谁是知音？既然她永远不会在音乐会上，身穿短袖丝绒裙，坐在一架埃拉尔（埃拉尔（1752-1831），法国著名钢琴制造家。）钢琴前，轻盈的十指弹着象牙琴键，听众的赞叹声微风般在身边荡漾，既然没那机会，又何必费神去练。至于画夹和绒绣，她让它们在衣橱里睡大觉。何苦来？何苦来？想起针线活，她就来气。

“书报杂志嘛，我读遍了，”她自言自语道。

于是她无所事事，不是把火钳烧得红红的，就是看外面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敲响时，她是多么惆怅！她呆呆地细听那喑哑的钟声，一下接一下。屋顶上，有只猫拱起背，在黯淡的夕照下，慢条斯理地走动。风在大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单调的钟声，按着均匀的节奏，还在敲响，消散在田野里。

这时教堂里的人出来了。妇女们穿着上过蜡的木鞋，农夫们穿着新罩衣；孩子们没戴帽子，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大家都往家里走。只有五六个人，而且总是那几个，留在客栈大门口打瓶塞，一直要打到天黑。

冬天寒冷，每天早晨，窗玻璃结满霜花，宛如毛玻璃，透进来的日光白蒙蒙的，有时整天不见变化。一到下午四点，就得掌灯。

遇到晴天，爱玛就下楼到花园里走走。露珠给白菜叶子镶上了银色的镂空花边！还有一根根晶莹的长丝，从这棵牵到那棵。听不到鸟语，仿佛万物都还在沉睡；墙边的果树裹上了草；葡萄藤像生了病的大蛇，盘在墙檐底下；走近了，就见有些多脚虫在那里爬来爬去。篱笆旁边的云杉底下，头戴三角帽的神甫读着经书，但右脚早掉了，而且由于霜冻，石膏剥落，脸上有了一块块白癣。

随后，爱玛回到楼上，把门一关，拨拨炭火，火炉热烘烘的，她只觉得浑身酥软，感到烦闷更加沉重地向自己压来，她本想下楼跟女佣人聊聊，可又碍着面子，只好作罢。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刻，头戴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打开他的护窗板；乡警工作服上挎着刀，从路上走过。一早一晚，驿站的马三匹一组，穿街而过，去池塘饮水。小酒店的门铃不时丁零零响。理发店门口，两根铁杆上挂着小铜盆，当做招牌，风一吹就碰得嘎吱作响；作为门面装饰，窗玻璃上贴了张旧时装画，还摆了一尊黄发女人半身蜡像。理发师也叫苦连天，哀叹生意停滞，前景惨淡，渴望去大城市开店，譬如去鲁昂，在码头上，靠近剧院。他成天愁眉苦脸，在村公所和教堂之间游来荡去，等待顾客。包法利夫人一抬眼，总望见他在那里，歪戴着希腊式无边软帽，穿着厚呢上衣，像个值勤的哨兵。

下午，厅房玻璃窗外，有时会露出个男人脑袋，脸上饱经风霜，黑黑的络腮胡子，脸上挂着微笑，又从容，又随便，又温和，露出一口白牙。接着华尔兹舞曲就开始了。手摇风琴上面，有个缩微沙龙，手指般高的小人儿在里面翩翩起舞；系玫瑰红头巾的女人，着盛装的蒂罗尔（奥地利西部山区，居民能歌善舞。）山民，穿黑色燕尾服的猴子，穿短套裤的绅士，一齐旋转起来，在扶手椅、长沙发和靠墙的半圆桌之间转来转去。旁边那些小镜片，角上用金纸粘着，映照出他们变幻的舞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