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印—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嘞壬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