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涯

冰心作品精选[电子书]

这是我自传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乡。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贝满中斋。),每段都只有几千字,因为我不惯于写叙述性的文章,而且回忆时都是些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又太繁琐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关于这一段时期的叙述是比较少的,而这一段却是我一生中最热闹、最活跃、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从贝满中斋毕了业,就直接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我选的是理预科,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对于数、理、化的功课,十分用功,成绩也好。至于中文呢,因为那时教会学校请的中文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讲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读过的古文,他们讲书时也不会旁征侧引,十分无趣。我入了理科,就埋头苦学,学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静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进了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门的,这协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门前抬头就看见当时女书法家吴之瑛女士写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金字蓝地花边的匾额。走进二门,忽然看见了由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的长廊下,开满了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这是玫瑰花第一次打进了我的眼帘,从此我就一辈子爱上了这我认为是艳冠群芳、又有风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开了我生命中最绚烂的一页。

理科的功课是严紧的,新的同学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比我大好几岁。除了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同学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同学。那时我弟弟们也都上学了。在大学我仍是走读,每天晚餐后,和弟弟们在饭桌旁各据一方,一面自己温课,一面帮助他们学习,看到他们困倦了时,就立起来同他们做些游戏。早起我自己一面梳头的时候,一面还督促他们“背书”。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些最单调的日子里,我只记得在此期间有一次的大风沙,那时北京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谚语,春天风多风大,不必说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黄土铺的,每天放学回来总得先洗脸,洗脖子。我记得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试验室里,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带领着,解剖死猫,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电灯也不亮了,连注射过红药水的猫的神经,都看不出来了。教师只得皱眉说:“先把死猫盖上布,收在橱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说。”这时住校的同学都跑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我包上很厚的头巾,在扑面的尘沙中抱肩低头、昏天黑地地走回家里,看见家里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两寸厚。

其实这种大风沙的日子,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罕见,只因后来我的学校生活,忽然热闹而繁忙了起来,也就记不得天气的变迁了!

在理预科学习的紧张而严肃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了,我虽然是个班次很低的“大学生”,也一下子被卷进了这兴奋而伟大的运动。关于这一段我写过不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就是我因为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些东西,耽误了许许多多理科实验的功课,幸而理科老师们还能体谅我,我敷敷衍衍地读完了两年理科,就转入文科,还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课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一年——一九二○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我们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但是我们几个在全校的学生会里有职务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触,如校刊编辑部、班会等。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们同在惯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胜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们的同学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转。只是我的女同学们都很谦让,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来熟了以后,男同学们当面都说我“厉害”,说这些话的,就是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熊佛西这些人,他们同我后来也成了好朋友。

  • 下一篇
  • 上一篇 我入了贝满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