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一直试图取代基督教文明，建立一种新型的文明——Democratic Civilization，即民主主义文明。

然而，什么是民主，也就是说今日欧洲人所希望的民主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不仅对欧洲人，即便我们东方民族也不能忽视。然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定会使东方各国欧洲文明的崇拜者瞠目结舌。我认为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我一直是这样主张。

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解说之前，我先请诸位读者看看“民主”这一词汇的来历。

英语中的“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的“Demos”，“Demos”是农庄的意思，即农人耕夫居住的场所，相当于中国语中的“邱”，它同商人、银行家以及财主所居住的都会相对立。由此看来，希腊语的“Demos”，指居于山间僻地的人。下面谈谈孟子对有关民主政治的基础“民”的重要性的论述。

“得之天子为诸侯，得之诸侯为卿大夫，得之邱民为天子”。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在中国古代，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有了民主思想，它同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是何其地相似！

由是观之，在真正的民主状态下计票、投票，其人民必须是农夫、耕者等庶民阶级，而不是居住在大都会中的奢侈腐化的商人、银行家、财主等资本家阶级。我所以讲这个话题，主要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目前日本的民主运动以争取普选为目的。不过虽然如此说，即便在普选实施以后，日本的民主程度是否达到了人民所翘望的地步，还颇有疑问。

在谈论了欧洲人的“民主”同我们中国人所谈的是一样的东西之后，为了作进一步的论证，我想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他对我们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均作过很深入的研究。他就是美国传教士麦嘉温博士，在讨论中国的行会组织的一书中，他说：“在前面所述中国人的工商业生活中，可以注意到这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的组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生来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组织与联合行动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驯良不同于那种精神崩裂遭致阉割的民族，而是由于其自我管束的习惯，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务中长期听任其‘自治’的结果；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这些人中最贫穷可怜、最不文明的部分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们也会像在原来地区生活、受过理性民主熏陶的人们那样，很快便将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

我讲上述的话有这样几点含义，即，第一，合理的民主主义和非合理的民主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二，合理的民主政治的基础，既不是人民政治，也不是为民政治，更不是依靠百姓而成立的政府，而是自然产生的对权威的尊崇。

为了证明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我再引用一位欧洲大学者——迪金逊教授在《中国旅行日记》中所讲的话，他说“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至少他们在对他们自身以及对周围人的态度方面，已达到了欧洲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程度。”

关于民主政治本质的论述，下面我们要谈到的是道德同民主的关系。诸位知道了披着欧洲外衣的“德谟克拉西”同我们东方文明所固有的“民主”居然大体相同，可能会为以前竟然不知道而感到不好意思，其实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欧洲的那种“德谟克拉西”是未完成、不成熟的。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在目前这种形式下，它含有破坏性的因素，所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诚然，已故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我们人类为了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目的，首先必须实现世界的和平。”他的话，我想诸位读者大概还是记忆犹新的。但是，与之相反，我认为：“与其说为了民主去争取和平，还不如说为了世界和平，必须保障民主。”的确，我们东方民族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防备含有破坏性因素的欧洲民主。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确立贵族政治。何以见得呢？因为每个国家的臣民都希望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希望有很好的政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就必须确立真正威严的贵族政治。英国的伟大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就欧洲的民主问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说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剧烈的拼斗厮杀给可怜的欧洲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训，那就是欧洲需要真正的贵族政治，否则，欧洲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在这里，我愿意谈谈我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所得到的几点启示，这对加深大家对于在东方文明中为什么要有贵族政治出现的理解，或许会有所帮助。若能真的有什么启示作用，那将不胜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