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做丈夫、做父亲的人一定是被他的妻子和儿子赶出家里来的。”——这一个思想忽然在我的脑子里亮了一下。

李老汉已经泄露了够多的秘密了，我也应该让他安静一会儿。

二十五

十二天慢慢地过去了。日子的确过得很慢，并且很单调。我上半天写小说，下半天逛街。小说写得不顺利，写得慢，有的我还得撕毁整页稿纸来重写。那两个不幸的人的遭遇抓紧了我的心。我失掉了冷静，我更难驾驭我的笔了。

朋友姚国栋至少隔一天要来看我一次，同我上天下地乱谈一阵。他还是那么高兴，对什么都有把握，对什么都不在乎，虽然他整天不歇口地发牢骚。同时他夸他的太太，夸他的儿子，夸他的家庭幸福。

姚太太一个星期没有到下花厅来了。她在害病。不过听朋友的口气，她好像是在“害喜”，所以朋友并不为太太的病发愁，他反而显得高兴似的。但是，没有她的面影，我的房间也失去了从前的亮光，有时我还感到更大的寂寞。

逛街的时候，我老是摆脱不掉这样一个思想：有一天我会碰到杨家小孩和他的父亲。我不单是希望知道那一家的秘密，我还想尽我的微力给他们帮一点忙。但是省城是这么大，街上行人是这么多，我到哪里去寻找那个父亲的影子？不说父亲，就是那个小孩，我这些日子里也没有见过一面。我知道从李老汉的口中我可以打听到小孩的地址。但是我每次经过大门，看见他那衰老、愁烦的面颜，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再拿杨家的事情去折磨他。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他用失神的眼光望我，我忽然觉得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好像在问：“你找到他吗？”我摇摇头用失望的眼光回答：“没有，连影子也没有。”第二天他又用同样的眼光询问，我也用同样的眼光回答。第三天又是一样的情形。这样继续了好些天。有一次我差一点生气了，我想对他说：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找到他，为什么老是来问我？

但是星期六来了。离我看见小孩父亲挨打的日子刚好三个礼拜。

这天我起床后就觉得头昏，仿佛有一块重东西压在我的头上，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又觉得寂寞。我只希望老姚来找我谈天，我可以安静地靠在沙发上听他吹牛。可是这一天我偏偏看不见老姚的影子。老文送午饭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老爷出门赴什么人的宴会去了。我又问起太太的病，他说，太太的病好多了，听周大娘讲太太有了小宝宝。他又说，万家外老太太同舅太太一早就来了。我没有问到虎少爷，可是老文也告诉我：虎少爷昨天去赵家玩，晚上没有回来，太太叫老李拉车去接，赵家外老太太却把老李骂了一顿，说是她要留虎少爷住半个月，省得在家里受后娘的气。老李回来。没有敢把这些话报告太太，怕惹太太怄气。不用说，老文接着又发了一顿牢骚。关于赵家同虎少爷的事，他的见解跟我的相差不远。我也说了几句责备赵家的话，后来他收了碗碟走了。

我坐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我醒来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园子里轻声咳嗽。我站起来，走到门前。

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怎么，杨家小孩会站在山茶树下！我揉了一下眼睛。他明明站在那里，穿一身灰色学生服，光着头，在看树身上的什么东西。

我走下石阶。小孩似乎没有看见我。我一直走到他的背后。他连动也不动一下。

“你在看什么？”我温和地问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回过头来。他的脸瘦多了，也显得更长，鼻子更向左偏，牙齿更露。

“我看爹的字，”他轻轻答道。他又把眼光移到树身上去。在那里我看见三个拇指大的字：杨梦痴。刻痕很深，笔划却已歪斜了。我再细看，下面还有六个刻痕较浅的小字——庚戌四月初七。那一定是刻树的日期，离现在也有三十二年了。那时他父亲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你得到他的消息吗？”我低声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

“我也没有，”我又说。我的眼光停留在刻字上。我心里想着：这是一条长远的路啊。我觉得难过起来了。

停了片刻，他忽然转过脸来，哀求地对我说：“黎先生，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找到他吗？他究竟躲在哪儿？”

我默默地摇摇头。

“黎先生，他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看见他？”他又问道。他拚命眨他的眼睛，眼圈已经变红了。

我望着他那张没有血色的瘦脸，同情使我的心发痛，我痛苦地劝他：

“你就忘了他罢。你还老是记住他有什么用？你看你自己现在瘦得多了。你不会找到他的。”

“我不能，我不能！我忘不了他。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带着哭声说。

“你在哪儿去找他呢？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你又是个小孩子。”

“那么你给我帮忙，我们两个人一定找得到他。”

我怜悯地摇摇头：“不说两个人，就是二十个人也找不到他。你还是听他的话，好好地读书罢。”

“黎先生，我想到他一个人在受罪，我哪儿还有心肠读书？我找不到他，不能够救他，就是读好书又有什么用？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

我抓住他一只膀子，带点责备的口气说：“你不能说这种话。你年纪小，家里有母亲。况且人活着，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