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跟着朋友走进了下花厅。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朝这个花厅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满意地说。我的话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罢。我知道这个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 ┐财痰模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床上。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她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以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住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了，”我感谢地说。

“黎先生，你还说不客气，你看，‘谢谢’，‘麻烦’，这不是客气是什么？”姚太太笑着说。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头一次讲出‘姚’字来，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他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个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你是国家的栋梁啊!”

“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朋友带笑辩道。“譬如日本人给他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是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我也笑了。“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我们回去罢，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他也累了。我还要预备晚上的菜。你们晚上一边吃酒，一边慢慢谈罢，”姚太太忍住笑压低声音对她的丈夫说。

“好，好，”她的丈夫接连点着头，含笑地看了她一眼，说：“让我再说一句。”他又向着我：“这个地方清静得很，在这儿写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太清静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马上接着说：“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来聊聊天。”

“你高兴，就请来谈谈，我很欢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害怕的，”我笑着回答。

朋友陪着太太走了。我还听见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够他开心了。

我在方桌前藤椅上坐下来。我感到一点疲倦，不过我觉得心里畅快多了。我仰着头静静地听窗外树上无名的小鸟的歌声。

七

晚上就在这个下花厅里我和老姚(我开始叫他做“老姚”了）坐在一张乌木小方桌的两面，吃着他的太太做的菜，喝着陈年绍酒。菜好，酒好，他的兴致更好。他的话就像流水，他连插嘴的机会也不留给我。他批评各种各类人物，评论各种各样事情。他对什么都不满意。他一直在发牢骚。可是从他这无穷无尽的牢骚中，我却知道了一个事实：他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甚至把他的第二次结婚看作莫大的幸福。他满意他这位太太，他爱他这位太太。

“老黎，你觉得昭华怎样？”他忽然放下酒杯，含笑问我道。

“很不错！你应该很满意了，”我称赞道。

他高兴地闭了一下眼睛，用右手三根手指敲着桌面，接连点了几下头，然后拿起酒杯，大大地喝了一口，忽然一个人微微笑起来：

“老黎，我劝你快结婚罢。有个家，心也要安定些。”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不要老是做恋爱的梦，那全是小说家的空想。你看我跟昭华也没有讲过恋爱，还不是别人介绍才认识的。可是结了婚，我们过得很好。我们都很幸福。”

“我听说你们原是亲戚，”我插嘴说。

“虽说是亲戚，可是隔得远。我们素来就少见面。说真话，我对她比对我头一个太太满意得多。”喜悦使他那张开始发红的脸显得更红了。

“像你这样对结婚生活满意，还要整天发牢骚，倒不如我一个人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我又插嘴说。

“你不明白，对你说你也不会了解。中国人讲恋爱跟西洋人讲恋爱完全不同，西洋人讲了恋爱以后才结婚，中国人结了婚以后才开始恋爱，我觉得还是我们这样更有趣味，”他得意地、好像在阐明什么大道理似地慢吞吞说，一面还动着右手加强他的语气。

我不能忍耐了，便打岔道：“算了，算了，你这种大道理还是拿去跟林语堂博士谈罢。他也许会请你写本《新浮生六记》，去骗骗洋人。我实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