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会以这样一种面貌出现，是在于巴金并不是以一个文人的自觉来写小说，而是借小说来浇心中“块垒”，发出“灵魂的呼号”。他曾真诚地袒露道：“我只是把写小说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确实爱自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受苦的、惨痛的景象又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我的小说就是我在这个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巴金《电椅集·代序》）。的确是这样，无论是他早期“青春型”的创作，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以单纯、热烈、鲜明恣肆的感情来冲决一切的“浪漫”之作，还是后期“悲歌型”的创作，如《第四病室》、《憩园》、《寒夜》等以哀婉、深沉、细腻的刻画深入一切的“现实”之作，以情动人，以“灵魂的呼号”震撼人，都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

巴金是写小说的圣手，也是写散文的大家。他70年代以前的散文平实自然，不夸饰，无渲染，但同时又热情洋溢，文风流畅不滞。及至晚年，巴金获得“第二次解放”后，开始写作《随想录》等系列散文，对“文革”、对自己都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反思与“拷问”。在《随想录》等散文的写作中他赞赏大胆无畏的历史实录精神，推崇“微言大义”、“一字诛心”的“春秋笔法”，追求简隽犀利的富于穿透力的文风。如果说他早年的散文如他所认为的是“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巴金《谈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那么，他晚年的散文则是深刻、节制、洞察而又沉痛的“长者”了。

巴金本无意为作家，但时代、理想终使其成为一个使命感极其强烈的作家。对他而言，文学创作既是心灵的敞开与呼号，也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崇高事业。他以战士的姿态写作，敢于喊出真实的声音，真诚地与时代的脉搏紧相呼应：二三十年代，作为“五四”产儿的他以那坦率的躁动、冲决一切的热情讴歌青春，抒发时代苦闷；40年代，则和他的作品一起承担战争的负荷，抛开先前的高昂热烈的青春的歌咏，换之以对有着“血和痰”的委顿生命的刻写，挽歌阵阵的“园”代替了交锋激烈的“家”，也不复有英雄，有的只是“寒夜”中委琐的小人物及他(她)们渺小的悲喜剧；五六十年代的巴金则怀着热情和向往讴歌着一切新事物；经历十年浩劫，至70年代末，巴金再一次拿起真诚的笔，以最适宜于袒露自己心怀的散文反思了逝去年代的噩梦与自我。《随想录》的写作不但提醒着人们巴金散文写作的成就，也再次显露了老人一生永不放弃求真的诚实灵魂与战士品格。

本作品选力图把巴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选取一二，着眼于巴金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从热情奔放到悲哀沉郁的创作风格的变化，从英雄到凡人角色的转换，从小说到散文的创作重心的转移；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巴金：从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纯洁热烈的巴金，到中年在战火中熔铸而成的沉郁细腻的巴金，到建国之初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巴金，再到浩劫过后沉痛反思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