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外面走进一个人来，立停在我面前咫尺之地，向我深深地作揖。我连忙拔出口中的卷烟而答礼，烟灰正擦在他的手背上，卷烟熄灭了，连我也觉得颇有些烫痛。

等他仰起头来，我看见一个衰老憔悴的面孔，下面穿一身褴褛的衣裤，伛偻地站着。我的回想在脑中曲曲折折地转了好几个弯，才寻出这人的来历。起先认识他是太，后来记得他姓朱，我便说道：

“啊!你是朱家大伯！长久不见了。近来……”

他不等我说完就装出笑脸接上去说：

“少爷，长久不见了，我现在住在土地庵里，全靠化点香钱过活。少爷现在上海发财?几位官官官官，作者家乡一带对小主人的称呼。了?真是前世修的好福气!”

我没有逐一答复他在不在上海，发不发财，和生了几个儿子；只是唯唯否否。他也不要求一一答复，接连地说过便坐下在旁边的凳子上。

我摸出烟包，抽出一支烟来请他吸，同时忙碌地回想过去。

二十余年之前，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和满姐、慧弟满姐，即作者的三姐丰满(梦忍)。慧弟，即作者的大弟丰浚(慧珠)。跟着母亲住在染坊店里面的老屋里。同住的是我们的族叔一家。这位朱家大伯便是叔母的娘家的亲戚而寄居在叔母家的。他年纪与叔母仿佛。也许比叔母小，但叔母叫他“外公”，叔母的儿子叫他“外公太太”（注：石门湾方言。称曾祖为太）。论理我们也该叫他“外公太太”；但我们不论。一则因为他不是叔母的嫡亲外公，听说是她娘家同村人的外公；且这叔母也不是我们的嫡亲叔母，而是远房的。我们倘对他攀亲，正如我乡俗语所说：“攀了三日三夜，光绪皇帝是我表兄”了。二则因为他虽然识字，但是挑水果担的，而且年纪并不大，叫他“太太”有些可笑。所以我们都跟染坊店里的人叫他朱家大伯。而在背后谈他的笑话时，简称他为“太”。这是尊称的反用法。

太的笑话很多，发见他的笑话的是慧弟。理解而赏识这些笑话的只有我和满姐。譬如吃夜饭的时候，慧忽然用饭碗接住了他的尖而长的下巴，独自吃吃地笑个不住。我们便知道他是想起了今天所发见的太的笑话了，就用“太今天怎么样？”一句话来催他讲。他笑完了便讲：

“太今天躺在店里的榻上看《康熙字典》。竺官竺官，系店里的伙计。坐在他旁边，也拿起一册来翻。翻了好久，把书一掷叫道：‘竺字在哪里？你这部字典翻不出的!’太一面看字典，一面随口回答：‘蛮好翻的！’竺官另取一册来翻了好久，又把书一掷叫道：‘翻不出的！你这部字典很难翻！’他又随口回答‘蛮好翻的！再要好翻没有了！’”

讲到这里，我们三人都笑不可仰了。母亲催我们吃饭。我们吃了几口饭又笑了起来。母亲说出两句陈语来：“食不言，寝不语。你们父亲前头……”但下文大都被我们的笑声淹没了。从此以后，我们要说事体的容易做，便套用太的语法，说“再要好做没有了”。后来更进一步。便说“同太的字典一样”了。现在慧弟的墓木早已拱了，我同满姐二人有时也还在谈话中应用这句古话以取笑乐。——虽然我们的笑声枯燥冷淡，远不及二十余年前夜饭桌上的热烈了。

有时他用手按住了嘴巴从店里笑进来，又是发见了太的笑话了。“太今天怎么样？”一问，他便又讲出一个来。

“竺官问太香瓜几钱一个，太说三钱一个，竺官说：‘一钱三个？’太说：‘勿要假来假去！’竺官向他担子里捧了三个香瓜就走，一面说着：‘一个铜元欠一欠，大年夜里有月亮，还你。’太追上去夺回香瓜。一个一个地还到担子里去，口里唱一般地说：‘别的事情可假来假去，做生意勿可假来假去！’”

讲到“别的事情都可假来假去”一句，我们又都笑不可仰了。

慧弟所发见的趣话，大都是这一类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是一个很别致的人。他能在寻常的谈话中随处发见笑的资料。例如嫌冷的人叫一声“天为什么这样冷！”装穷的人说了一声“我哪里有钱！”表明不赌的人说了一声“我几时弄牌！”又如怪人多事的人说了一句“谁要你讨好！”虽然他明知道这是借疑问词来加强语气的，并不真个要求对手的解答，但他故意捉住了话中的“为什么”，“哪里”，“几时”，“谁”等疑问词而作可笑的解答。倘有人说“我马上去”，他便捉住他问“你的马在哪里？”倘有人说“轮船马上开”，他就笑得满座皆笑了。母亲常说他“吃了笑药”，但我们这孤儿寡妇的家庭幸有这吃笑药的人，天天不缺乏和乐而温暖的空气。我和满姐虽然不能自动发见笑的资料，但颇能欣赏他的发见，尤其是关于太的笑话，在我们脑中留下不朽的印象。所以我和他虽已阔别二十余年，今天一见立刻认识，而且立刻想起他那部“再要好翻没有了”的字典。

但他今天不讲字典，只说要买一只龛缸，向我化一点钱。他说：

“我今年七十五岁了，近来一年不如一年。今年三月里在桑树根上绊一绊跌了一交，险险乎病死。靠菩萨，还能走出来。但是还有几时活在世上呢？庵里毫无出息。化化香钱呢，大字号店家也只给一两个小钱，初一月半两次，每次最多得到三角钱，连一口白饭也吃不饱。店里先生还嫌我来得太勤。饿死了也干净，只怕这几根骨头没有人收拾，所以想买一只缸。缸价要七八块钱，汪恒泰里已答应我出两块钱，请少爷也做个好事。钱呢，买好了缸来领。”

我和满姐立刻答应他每人出一块钱。又请他喝一杯茶，留他再坐。我们想从他那里找寻自己童年的心情，但终于找不出，即使找出了也笑不出。因为主要的赏识者已不在人世，而被赏识的人已在预备买缸收拾自己的骨头，残生的我们也没有心思再作这种闲情的游戏了。我默默地吸卷烟，直到他的辞去。

一九三三年六月廿四日在石门湾。《文学》杂志第1卷第2号，193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