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史上，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绝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象。许多研究者认为，正是普希金的出现，不仅使纯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得到了确立，而且使俄罗斯语言也获得了标准化的定位，如果说，此前的罗蒙诺索夫在理论上已经为俄语阐明了方向的话，那么，普希金的文学实践使这一理论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和完善，他“一个人完成了两项在其他国家需要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上才能做到的工作”。正如别林斯基在《一八四○年的俄国文学》中所称：“正是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俄罗斯文学”，他认为，由于普希金的出现，使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交流发生了一个跳跃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了”。或许正是上述原因，普希金赢得了“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等美誉，而他生活的年代也被后世看作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

1799年6月6日（俄历5月26日），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退伍的近卫军军官，热爱法国文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母亲的祖父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汉尼拔，原是非洲一位酋长的儿子，后被彼得大帝收为养子，被派往法国学习，他在工程和数学方面很有天赋，曾在作战中屡建奇功，因此，被册封为贵族。对母亲家族的这段传奇历史，普希金颇为自豪，曾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叙述和描绘。1811年，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新开办的贵族学校，办学者的初衷是为沙皇培养政治人才，但当时恰逢斯彼兰斯基的改革，学校聘用了不少进步的教师，因而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在这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诗歌活动，并以一首《皇村回忆》赢得了整个俄罗斯诗坛的瞩目。皇村学校毕业以后，普希金进入外交部任职，在一种闲散的生活状态中，普希金的写作变得更加勤奋。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他的天才在各种文体里都得到了展示，除了抒情诗、叙事诗等使他跻身欧洲最优秀诗人行列的体裁以外，他自由而抒情的笔触还涉猎了小说、戏剧、文论等多重领域，而且均有开创性的表现。令人遗憾的是，1837年2月8日（俄历1月27日），他为了捍卫自己和妻子的名誉，在与法国流亡贵族丹特斯的决斗中受了重伤，在经受了两天伤痛的折磨后，不治身亡。

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无论是生前身后，普希金一直是他的同胞们的骄傲。外国访问者或游客来到俄罗斯，在与当地人士接触时，只要一谈到普希金，马上就能找到共同的话题，也会赢得普遍的尊敬。各类书店的售货员，只要一见到异乡来客，十有八九都会向他（她）推荐民族诗人普希金。据说，曾有一位中国学者到俄罗斯访学，在大街上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护照遭到了警察的盘问。而在盘问的过程中，这位学者告诉警察，他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并当场向后者背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歌。这一举动不仅解除了这名警察的敌意，而且还相互交上了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成了他在俄罗斯自由通行的护照。

在中国，普希金不仅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而且也称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诗人，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论者认为，“说他的创作已经融入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血脉，一点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鲁迅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章重点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在文章中再次确认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个引导性的意见。考察“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这位皮肤黝黑的俄罗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普希金的中国传人，在这些诗人中，有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曾经进行过悉心的学习，有的则在诗歌精神、观念和风格上受到过启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够标示诗歌时代转折的大诗人，例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岛、舒婷等。

如今，历史的脚步已经踏进了21世纪。那么，19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