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原刊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后收入《坟》）

注释

发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现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Ｅ君，即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1921至1923年间任教北京大学，并寓住于鲁迅家。鲁迅曾翻译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

出自《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

“特殊知识阶级”：1925年2月，段祺瑞组织御用的“善后会议”，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中给他们保留名额，自称“特殊知识阶级”。

“特别国情”：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

“极峰”：即最高统治者。

进研究室主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又提出学者“进研究室”、“整理国故”。

尼古拉二世（１８６８—１９１８）：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个皇帝，俄国二月革命后次年被处死。“龙御上宾”，即乘龙仙去，指皇帝逝世。

《山海经》：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的作品，保存了不少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

陶潜（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