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拉圭河沿岸广漠的蛮荒地区，耶稣教团的神甫们建立了一个延续两世纪之久的土著村落，完全与欧洲文明隔绝，废除了商品交换和私有财产，而且严禁使用西班牙语，以此作为防疫措施，阻止欧洲人的种种恶习和罪孽的病毒蔓延到他们的村落。古代编年史的作者十分赞叹这种推行改革、净化民风的尝试，详细描述了在这些村落里，为了防止产生邪恶、仇恨、贪婪、贫困和欺压，印第安人如何从生到死像终身寄宿生一样受到严格的督护和教育。在传教士的管理下，财产公有，权益均等，全体居民和睦相处；每天日没而息的时候，都能听到阵阵鼓声，催促已婚男女按时履行夫妻间的职责。

凡此种种，的确反映了一种新世界的公民意识：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谱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他们深知，土著文明已经无法延续下去，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一笔遗产，而且给他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确信，自己的土地绝不会变成什么“新西班牙”，变成和卡斯蒂利亚毫无二致的海外翻版。他们的躯体和灵魂中已经融入了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待征。这些成分之间尽管不无抵牾，然而却不断地孕育出丰硕的果实。

他们有时候也会焦躁不安地追问自己究竟姓甚名谁，有时候又自惭形秽，乔装伪饰。在争取独立的英勇搏斗中，他们自诩是阿塔瓦尔帕和夸乌特莫克夸乌特莫克：阿斯特卡帝国末代君主。的嫡传子孙，树起一面维护民族权益的旗帜，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力宣称玛雅和阿斯特卡神话传说中的羽蛇实际上朦胧而曲折地印证了如下事实：早在克劳迪奥和尼禄克劳迪奥和尼禄：古罗马帝国皇帝。时代，使徒圣多马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就遵循神旨到过美洲；他们还列举卡洛斯五世的敕令和西班牙神学家的文章作为凭据。拉丁美洲历史的开创者玻利瓦尔敏锐地觉察出这种矛盾状况的深远意义，因而指出：“我们不是欧洲人……我们也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人类各种族中一个小小的分支。”

这种复杂的混合特点，是历史上互相隔绝的两种文化和社会，在地球上一个最雄伟绚丽的地域相撞之后产生的结果。只有看到这个特点，才能解释一个尚未成形的新世界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洲人是混血的产物，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在美洲的历史上，通常只用“混血”二字来说明血缘的混合，指的是彼此不同、甚至对立的种族联姻的结果，也就是白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遗传基因杂糅而孕育出的后代。在欧洲人的种族偏见居主导地位的19世纪，正在热衷于鼓吹纯血统的雅利安人，鼓吹白人，甚至仅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等种族地位，“混血种”显然是一个不光彩的、用来侮辱人的字眼；谁也不愿被看成混血种。其实，对于种族融会这个势不可挡的创造性进程来说，肤色的变化根本无关宏旨，至少不能当作这个进程内在的基本特征。在欧洲历史上，文化相异的白种部族之间就曾经有过混血现象，而对不同人类集团的互相接触并融合这个创造性进程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当年衰败的罗马帝国所控制的广大区域，曾遭到哥特人、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大举入侵，从而导致了一场范围广阔，潜移默化的融会过程。入侵者在语言、法规、信仰和习俗各方面与罗马人相遇而交汇，逐渐面目全非。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西方世界的宗教、语言和政治结构。粗俗的民间拉丁语和庄严的恺撒文体格式相结合，罗马法典和蛮族习俗融为一体，从而造就了日后遍布整个欧洲，乃至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这个硕果累累的演变过程正是混血文化的神奇产物。

从哥伦布时期到当代，拉丁美洲的全部历史构成了另一个文化混血的突出典型，从而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基本特点，以及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和发展道路。即使在没有(或者表面上看不出)血缘混合迹象的国家以及蒙得维的亚和秘鲁山区的皮萨克村这些堪称人种单一的地方，情况也毫不例外。

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所产生的新品格和潜在的巨大创造力，连续不断地反映在拉丁美洲的每个历史阶段和各种伟大成果上。库斯科的绘画和鲁文·达里奥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的诗作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作为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旗手的鲁文·达里奥是混血文化和新大陆发展方向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甚至声称自己忠实继承了法国高蹈派和象征主义的一代诗风。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其实是混血文化的产物和代言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那些美妙的诗篇。应该说，他是在模仿法国诗人魏尔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同时，不知不觉地糅进了本乡本土的民间诗歌成分以及被遗忘了的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