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幻想家……我没呼唤你们!引自俄国诗人巴里蒙特(1867—1942)的组诗《梦的轮廓》(1902)。

这几行诗句的令人不快的阿谀腔调与巴拉丁斯基的诗行那深刻、谦逊的品德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巴里蒙特在为自己辩护，仿佛是在请求谅解。不可原谅!一个诗人不许这样!这是惟一不能原谅的一点。诗歌就是一种自我正确的意识。丧失了这一意识的人是悲哀的。他便显然丧失了支点。第一行诗就杀害了全诗。诗人立即明确无误地宣称，他对我们不感兴趣：

我不懂得他人显见的智慧。

出乎他意料的是，我们偿还给了他一枚同样的硬币：如果你对我们不感兴趣，那么，我们对你也不感兴趣。那什么云呀，它们成群结队的飘浮呀，与我何干……真正的云至少是不会嘲弄人的。对“交谈者”的拒绝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姑且称之为巴里蒙特式的那种诗歌中。不能藐视交谈者：难以理解的、未获承认的他将残酷地进行报复。我们在他那里寻求对我们之正确的赞同和确认。诗人更是如此。请大家看看，巴里蒙特多么喜欢惊世骇俗地使用直截了当的、硬邦邦的指称词“你”：一个糟糕的催眠师的手法。巴里蒙特的“你”永远找不到接收者，就像从一根绷得过紧的弦上射出的箭，它总是脱靶。

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

我将在后代里寻觅读者。

巴拉丁斯基洞察的目光越过了同代人，而同代人中有的是朋友，以便停留在一个未知的、但确定无疑的“读者”身上。每一个读到巴拉丁斯基诗句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被选中的、被点了名的“读者”……为什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交谈者，不是“时代的代表”，不是“同辈中的朋友”呢？我的回答是：与一个具体交谈者的交往会折断诗的翅膀，使它丧失空气和飞翔。诗的空气就是意外。与熟悉的人交谈时，我们只能说出熟悉的话。这便是一条主宰的、不可动摇的心理法则。它对诗歌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尤其是“同辈中的朋友”而怀有的恐惧，顽强地纠缠着所有时代的诗人们。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对于一个文学家、写作者而言正确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用的。文学和诗歌的区别在于：文学家总是面对具体的听众、时代活生生的代表。即便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高高在上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则是另一回事了。诗人只与潜在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那个弗朗索瓦·维永就远远低于15世纪文化的中等道德和精神水准。

普希金和群氓的争端也可以看作是诗人和我试图点明的具体听众之间那一对抗性矛盾的体现。普希金以惊人的公正给了群氓为自我辩护的权利。原来，群氓已不那么野蛮、不那么不开化了。这些彬彬有礼的、充满美好愿望的“群氓”在诗人面前有什么过错呢？当群氓开始自我辩护，他们的嘴里便会飞出一种不谨慎的表达：它会灌满诗人忍耐的杯盏，燃起他的仇恨：

而我们在听着你哪——

这就是那不知分寸的表达。这些仿佛并无恶意的话语所具有的笨拙的卑鄙是显而易见的。诗人恰恰在这里愤怒了，打断了群氓的话头，这并不是平白无故的……那伸向施舍物的手的形状是令人厌恶的，那竖起来准备聆听的耳朵可以伸向无论什么人——雄辩家、演说家、文学家的灵感，就是不要伸向诗人的灵感……具体的人们，那构成“群氓”的“诗歌的居民”，允许别人“给他们大胆的教训”，他们做好听任何东西的准备，只要诗人的邮件上写有准确的地址。当孩子和百姓看到信封上有自己的姓名时，他们也就是这样感到荣幸的。在很长的时期里，诗歌的魅力和实质就成了这种远非恶意的需求的牺牲品。80年代的伪公民诗歌和乏味的抒情诗就是这样。公民的和有倾向性的潮流自身是卓越的：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

但你必须做一个公民……这是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诗人与公民》(1856)一诗中的句子。——译注

出色的诗句乘着有力的翅膀飞向潜在的交谈者。但是，您若把那十年间一个完全熟悉、事先知晓的俄国居民放在它的位置上，您马上就会感到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