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译自《巴黎至耶路撒冷纪行》。

●夏多勃里昂［法］

我们的船，取道麦努夫运河，这样一来，西边大支流上华茂的棕榈林，就无由得见了。这条支流通向利比亚沙漠，西岸一带，现正遭阿拉伯人扰攘。出麦努夫运河，继续溯流而上，左首能看到穆格托姆山峰，右面尽是利比亚境内高大的沙丘。不一时，从山丘的间隙处，依稀可看到金字塔尖：实则尚隔八十余里。这段航程，几历八小时，我一直独立船首，遥望金字塔群。渐次临近，陵墓也越发见出形制宏伟，高耸入云。宽展如同洋面的尼罗河；相为映发的绿芜与黄沙；棕榈树，无花果树，圆穹顶，开罗的清真寺与宣礼塔；远处塞高拉村的梯形金字塔，源源而来的滔滔河水：自成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鲍舒哀鲍舒哀(1627—1704)，法国神学作家，语见《漫说世界史》。有言：“世人不管多肆力，万事到头终归空：蔚为壮观的金字塔，竟是一无用处的坟墩头!且不说法老修造了金字塔，未必就葬得进去，享其寝陵。”

然而，我得承认，瞥眼看到金字塔，心头陡兴一股赞佩之情。出自人类之手的最伟大建筑物，却是一座坟!哲人思量及此，会浩叹一声，或揶揄一笑，这可想而知。但是，为何把齐阿普斯金字塔埃及最大的金字塔，高146米，塔基边长230米，计用两吨半巨石230万块，费时三十年始建成。仅仅看成是一堆巨石加一副枯骨？造这样一座坟，不是有感于生死无常，而是出于渴求永生的本能：陵墓如界石，不是宣告有涯之生的终结，而是标志无穷运命的肇始，犹之乎建于永恒疆域上的一座通向不朽之门。狄奥多罗斯狄奥多罗斯，长期居住罗马的西西里史学家，约生活于公元前90—前21年。曾说：“埃及人把人生一世看作须臾一瞬，无甚紧要；相反，对身后令人怀念的功德，却极为关注。所以，他们把生者的宅第权当过客的逆旅，而把死者的坟墓称为永久的归宿。故此，埃及古王对起造宫殿，淡焉漠焉，于营造寝陵，却殚精竭虑。”

凡是建筑，令人都求其有一种实用价值，殊不知对普通百姓而言，精神作用的品格更高；古之立法者，亦正有鉴于此。瞻望冢墓，难道不能予人教示？一代帝王愿借此把教谕垂之久远，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宏伟的建筑，足以使整个人类社会引以为荣。有些殿宇，把对一个民族的缅怀，延续得比其存在年代还久长，与在废弃的荒地上繁衍生息的后人，共时同代；除非不介意于一族一姓之是否彪炳史册，否则，就不必去腹诽心谤。至于其形式，是古罗马剧场，还是埃及金字塔，出入并不大。对一个不复存在的民族，遗留的一切俱是坟墓。一代伟人去世之后，他生前的府邸，比死后的寝陵，更其虚空：陵墓至少有用于其骸骨，而巍巍宫室，焉能保存其往昔的欢情于万一？

极而言之，墓穴虽小小一方，对谁都已足够；如马锡安·莫雷所说，六尺之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也绰乎有余。在林间树阴下，与在圣彼得大堂的穹顶下，同样可以赞颂上帝；住在茅草棚，与身居卢浮宫，也一样过日子：这种论调的偏颇之处，是把一类事混同于另一类事。再者，一个根本不知艺术为何物的民族，比之于留下辉煌遗迹的民族，未必活得更为欢快。早先说牧人生活得无忧无虑，在树林里优哉游哉，世人现已不信。因为知道，朴质如牧民，为杀食邻人的羊，会不惜大动干戈。他们栖身之处，墙上既不见攀满悦目的蔓藤，洞里也不会飘浮芬芳的香味，而往往浓烟呛人，给发酵的奶酸气憋得透不过气来。从诗和哲学的角度看，一个弱小种族，尤其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似更能体味各种生趣；但无情的历史，却使他们吃尽外族的苦头。有些人之所以声嘶力竭反对荣名，不正是对名望大为爱慕？在我，决不会把建造偌大金字塔的法老看作神经不正常，相反，倒会视若一位襟怀远大的君主。以筑造陵墓来胜战时间，让后人、律法、习尚，世世代代，站在灵柩前为之心折，如此念头，不可能出诸凡庸之心。如果说，这是骄狂，那至少是一种好大喜功的骄狂。要说虚荣，建造像金字塔这种能存迹三四千年的虚荣，千载之下，自可算作一桩功业!

(罗新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