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跸，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勾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扶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相、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荆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一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扬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法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