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五月初，汪懋祖先生在《时代公论》第一一○号上发表了一篇《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引起了吴研因先生在各报上发表反驳的文字。汪先生第一次答辩（《时代公论》第一一四号）才用了“中小学文言运动”的题目。这个月中，各地颇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渐渐的离原来的论点更远了。我本来不愿意加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今天任叔永先生送来了一篇《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这是《独立评论》上第一次牵涉到这个问题，叔永在他的文章里把这个“论战”做了一段简单的提要，我读了觉得他的提要不很正确，所以我要补充几句，并且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一点意见。

汪懋祖的第一篇文字，条理很不清楚，因为是用很不清楚的文言写的。我细细分析，可把他的主张总括成这几点：

（1）“初级小学自以全用白话教材为宜”。

（2）“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文言。不特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即对于不升学者，亦不当绝其研习文言之机会也”。

（3）关于中学国文科文言教材应该占多大的成分，汪先生没有明说，但他曾说：“吾只望初中能读毕《孟子》，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作为正课，而辅以各家文选，及现代文艺，作为课外读物。”

他的主张不过如此。这样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教育家的个人见解，本来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读者的反感，全因为他在每一段里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感情。感情在那儿说话，所以理智往往失掉了作用。例如他说：

学习文言与学习语体，孰难孰易，必经心理学专家之长于文字者，作长期的测验研究，殊未可一语武断。这好像是个学者的态度。但他下文说：

二者（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用，欲卓然成一作家，则所资于天才与功力，正复相同。这就是“武断”二者难易“正复相同”了。下文他又说：

草写“如之何”三字，时间一秒半；草写“怎么样”三字需七秒半，时间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哓哓。乃必舍轻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说也。

这又更进一步“武断”白话为“粗笨之工具”，文言为“轻便之利器”了！然而汪先生接着又忽然下一转语：

或谓学习文言当较白话费力。曰，然。这又是不待“心理学专家长期的测验研究”，而“武断”学习文言“较白话费力”了！

究竟学习白话与学习文言“孰难孰易”呢？还是“学习文言较白话费力”呢？还是“文言之省便毋待哓哓”呢？还是“二者正复相同”呢？还是我们应该静待“心理学专家作长期的测验研究”呢？汪先生越说，我们越糊涂了。

这是那个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的发难文字的内容。以后的讨论，更使我们看出当日发难的人和后来附和的人的心事。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篇里，汪先生很明白的说：

读经决非恶事，似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使各省当局如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在这里，我的老朋友汪懋祖先生真是“图穷而匕首见”了。至于附和的人，大都是何键陈济棠两位“豪杰之士”的同志。在《时代公论》第一一七号里，有位许梦因先生投了一篇《告白话派青年》，说：

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他痛哭流涕的控诉“白话派”：

其所奉行惟谨之白话，实质全系外国的而非中国的。（胡适谨按：这句话大有白话的嫌疑。许梦因先生何不把这句白话改作古文试试看？）其体势构造每非一般识字读书之中国人所能领会。可领会者，大都外国假面具社会主义之宣传，无一事一理及于实用科学，或为本国所有者。发这样议论的人，当然够得上拥护今日一班“豪杰之士”的主张了。

这个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的主张和动机，不过如此。我们综合我们看见的一些讨论，（惭愧的很，上海各刊物上的讨论，我们收集到的很少。）觉得《时代公论》第一一三号上龚启昌先生的一篇《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以后》，立论很公平，其中有许多细密的议论。龚先生认清了今日白话文言之争，“是社会对于文言语体的态度的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