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了三个月，又回到福冈。我留在福冈的妻儿是被家主驱逐出了从前的旧居的，新迁的地方离旧居不远，但我不知道在哪儿。我走到旧居近处问以前相识的邻里，又才按照着地址去探寻。原来新迁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还有两三家渔家。后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墙围着。我先隔着那木板墙看见大的一个儿子和夫，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空地当中挖土。头发很长，好像是自从我走后不曾剪过发的光景。就单只这样一个情景已经就使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又转到街头的前门去，前门才是锁着的。我也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着第二个儿子出外去买东西去了。我在门口伫立着不一会，安那果然背着孩子买了些小菜回来。她看见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为我走得很仓促，临行时我没有通知她。

新居是平房，结构和旧居的楼下相同，可说就是旧居削去了楼层的一样。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我的一些书籍又已经运回了上海，看起来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

我那《泪浪》的一首诗，被已故的“诗哲”(徐志摩)骂我是“假人”，骂我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的那首诗，便是在这一天领着大的一个儿子出去理发时做的。我们绕道走去，在以前的旧居前缠绵了一会。那里还没有人住，有两三位木匠在那儿修理。我也就走进去，在那楼上眺望了一回，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齐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了。

我回福冈仅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动身往京都。在车上过了一夜，到京都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访问伯奇。他那时正在考试，我在会客室里坐了好一会才等到他出来。他和我虽通过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见面，他信上写的字迹异常纤细，就像姑娘们的笔迹一样，哪知一看见他才是一个矩形的面孔，身子比我还高，我觉得他可以称为东方的兴登堡。伯奇对我也一样地感觉着一种意外，他领着我去找一位旧同学李闪亭时，他这样对我说：“从信上得来的想象和实际的印象又不同，文学的要素是不免有些夸张的。”因为我做过《死的诱惑》那一类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上也每多消极的话，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考试。我便不好打扰他，便在李闪亭的寓里住下。这李闪亭是冈山六高的旧同学，进的是京大经济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冈山时我们同住过两年。因为他是第一部，我们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中国官僚)，他很不高兴。进了京大，京都的同学们又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了。但这位“中国马克思”到底还是成了“曼大林”，他后来是属于孤军派的中国青年党的一员健将，做过长沙法政学校的校长，一九二七年客死在上海。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我在当时并没有感觉着有怎样的必要，他这个劝诱，我也没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应着张凤举的邀约，到他寓里去茶话。我同闪亭去时，凤举又到近处去把当时在京大研究的沈尹默先生请了来。沈先生那时恐怕将近五十岁了，他戴着一副药片眼镜，眼睛好像很不好。脸色很苍白。那苍白的脸色配着药片的眼镜，怎么也好像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凤举替我介绍了，说起我们要在上海办一种纯文艺杂志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声是“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

我听见了这一声，微微地感觉着一种惊异。我不知道为甚么在上海滩上便不可以谈文艺。文艺究竟是该在甚么地方谈？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没有甚么地方说得上的，这一层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种反抗心理。北京我从前到过，我觉得像那样暮气沉沉的地方倒未见得配谈文艺。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来，我觉得说是多事。——其实照现在看来，就是那样的作想也已经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大学教授的文艺，讲研究要唐钞宋刻，讲写作要古月荒城。这自然是以北京为宜，上海滩上是说不上的。这儿有一个阶段不同的阶级意识，就如贵族们之鄙视资产家一样，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视“上海滩上的诗人”。这种思想，明白地说，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穴，蟠居在这座古城里的正人君子或准正人君子，要想超越这种思想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