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但我不再有那时那样的狂妄，要叫着“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了。我知道这样的一点点身体上的苦痛，比较起在铁锁之下呻吟着的朋友们、在火线上再接再厉的朋友们所受的苦痛，算得甚么!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我从前做过的一些古事剧或小说，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层也就是西洋贾宝玉所给与我的恶影响了。我们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迈斯达》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尔夫刚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仅仅是一副空架子。这篇诗剧的初稿我寄给郑伯奇看过，又由伯奇转寄了给达夫。达夫用德文做过一首诗给我，我把来寄到《民铎》杂志去一同发表过。可惜我手里没有《民铎》，达夫的诗我也不能记忆了。我仅记得是两节诗，每节四行。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