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今天很荣幸与诸君共聚一堂，讨论澎湃一时的“革命文学”。我记得德国有一个文学家讲：“当代的文学家，讲一句话，写一篇文章，社会上的人士，有很大的魔力注目他，所以文学家是很难做的。”

在前几年，俄国有两期的革命，第一期是三月革命，第二期是十一月大革命。当时文学家为环境之压迫，没有功夫做文章，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亦没有一个印刷机关，可以拿他的作品印刷出来，所以这时候的人民，穷苦到了不得，以致只能分散各地，各糊其口。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穷则益工”的这句俗语，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讲，这句话讲不通的，一定要“半穷则益工”才是讲得通，因为有思想的人，不能用力去做工；用力的人，亦不能以有思想的工作去做。如黄包车夫，要他拉车，又要他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将有思想的人去做工，亦是同一之理。

讲到现在中国混乱的现象，照我的眼光去推测，有二大原因：（一）中国人之思想太守旧；（二）中西文化之冲突，东方文化有东方的优点，西方文化有西方的优点，在此文化发达的地方，所以文学不能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人生这文明进化的时代，思想百出，物质之进步，神乎其神，所以人有了危险的疾病，容易复原，以致造成思想进步得快，而人的寿长。所以人的思想，往往不能由时而转移，观是要救文学的弊病，必须要将人的思想改革一下。

我们知道革命是要流血的，痛苦的。然而没有真实的破坏，就没有真实的文学。我可以做一个譬喻，昔日法国有一个歌妓名THAIS，很名闻于法国，全国青年受其引诱而堕落者，不可胜数。当时有个很老的基督教徒，以为THAIS这个人，是最恶的魔鬼，非叫她来修道，引她到正道，社会上的青年男子，一定不能入于正规。他叫她来修道以后，她一日到晚不息的修道；可是这年老的基督教徒，见了THAIS以后，睡眠也看见她的面目，走路也看见她的面目，一日二十四小时，无时不想到她的美貌可欢，后来他去探望她的修道地方，不料她道已修成，可怜这年老的基督徒，成为失恋的罪人。从这段故事，我们知道：一个在少年极恶的歌妓，到老就变为极善的善人；一个在少年极善的基督教徒，到年老就变成极恶的罪人。推而至于文学，亦是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必要拘于题目而做，要照自己心中要说的说，说出的东西才是不死的。

我少年多看俄国、波斯〔兰？〕、荷兰等国的小说，深知他们亦时常起来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终是不符事实，往往到了革命既成，他们就不问世事。如俄国的文学家，他们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别国去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首丧气的飘泊在他乡。再讲我们中国，在民国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热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阶级人民，均站立起来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到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现在中国产生了一班遗老，他们均痛恨革命。所以现在仍旧看见拖辫子的老先生，表示他并不埋没前清的君主政体。

照我的意见，以为没有切实的牺牲，没有灭亡的表示，就没有新的国家，新的文学出世。我做一个譬喻：虫类之中，有一种节节虫，它在生子时候，一节一节的死去，到了完全死完了，它就产生了一个整个的幼虫。我们人类像这样的精神，方才有人类进步的实现，就是不怕死，要有忍耐的精神去做。

我们文学家不是要名载史册、留名万年的，志向是要改革腐败的文学，成为有价值的文学。因为我们一个人要留名万年，是何等困难，我们在历史中所记得的人名，亦不过少数而已。《三国志》内的诸葛亮、刘备，恐怕还是戏剧中看来的。

我的意思，去改良文学之要点：（一）哪种人讲哪种话；（二）革命后要继续努力改革。文学家不必看见一个乡下人，就描写他的生活现象，因为他所接触的人，都是思想太旧，不符时代的人民，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有人说，现代的人，能够做新体诗，像《诗经》上的诗描写得活龙活现才是好的。我以为《诗经》隔开现代有数千年之久，何能再在现代周旋，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

有人说，文学家于社会有密切关系，社会之变动，大半由于文学家言论使然。这实在是不识时务之谈。像去年的孙传芳，他放弃江苏，并不是我们发表几篇文章，他就逃脱，实在是炮火打不过人家了，就放弃了江苏，以保其生命的安全。所以文学于社会绝无关系，而待新的社会造成，旧的文学才变成新的文学。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