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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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校……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印…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的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的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教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的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的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隆—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的情状。而生在现代的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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