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腌得青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里嘎巴嘎巴的。母亲在对座盯着我望了一会儿，突然笑说：“听你嚼的声音，真清脆，真好听！”母亲这么开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亲一向喜欢吃，也喜欢做，更爱做给别人吃。谁都喜欢到她家做客，也喜欢回请她，因为她能评赏出各家菜的优点，能体会主人在厨房的辛苦。她说过一句豪语：“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说：“吃东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样。”
　　近几年，母亲糖尿病缠身，三餐顿顿得吃药，每天还要注射胰岛素，饮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乐趣被剥夺，可说是母亲晚年的憾事吧！
　　偶尔血糖降到“接近”标准时，父亲就会心疼地说：“晚上咱们带你妈去外头吃顿饭吧，你妈最爱吃……”想到这儿，我知道，母亲望着我嘎巴嘎巴嚼着菜心，一定打从心底羡赞。
　　“妈，你也可以吃啊！”我说，“菜心多吃又没关系！”
　　“不，不对劲儿。我的牙不好，吃起来不够‘漂亮’。”
　　“漂亮”，好一个形容词儿，我和父亲都笑了。生病减少了母亲往日的犀利干练，但是语言仍然那么生动俏皮。灵活的语言，正是母亲作品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母亲天生有一对敏锐的耳朵。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榻榻米上，兴趣盎然地听她学童年北京街头的小贩吆喝。她的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街头的情景，那声调、手势、吆喝的内容，好像一直留在脑海里。她学着水果小贩放下担子，一手叉腰，一手捂耳朵，仰起头来，便是一吆喝，包括产地、味道、价格、名称都出来了，她说：“那真是意味深长啊！”母亲学完了，总不忘分析那些小贩夹上一两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话。
　　1999年的夏天，为了撰写《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五岁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泽宁侄开车，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小、当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等地。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栋大小有八个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东面却有三间坐北朝南的小楼房，母亲嫁到夏家就住在这小楼上。大局改变后，这栋房子被分配给二三十家人居住，院子就被动消失，仅剩下才可过人的通道；三间小楼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无踪。现在听说要把这栋住宅拆了改建楼房。
　　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弟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三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七十四岁的祖奎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婶两人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儿，新！”
　　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宋妈没有来》这篇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大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阴下玩沙箱，奶妈（宋妈）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前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样寂静的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边门，南、北长街又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多热闹呀！
　　1930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京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以四十四岁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1922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十三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而外婆是个乐天知命、识字不多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