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
起初，K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意图，只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设法去打听那个最先公开他这桩案子的机构在哪儿。他轻而易举地打听到了；他无论是向梯托雷里还是向沃尔夫特打听，他们都确切地告诉了他那家机构的门牌号。后来，梯托雷里又面带一种他向来对那秘而不宣、没有让他来评定的意图所持的微笑，补充了他的答复。他声称，恰恰是那个机构一点作用也不起，它只能说出人家让它要说出的话，惟有那庞大的检察机关的最高机构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对被告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如果谁对检察机关有什么愿望的话——当然，人们始终会有许许多多的愿望，但是，要把它们都说出来并非什么时候都是明智的——那当然就不得不去求助于所说的那个下属机构。可这样一来，他不但无法接近那个真正的检察机关，而且也永远不会使他的愿望到达那儿。
K对这个画家的本质已经了如指掌，所以，他既不反驳，也不进一步去探问，只是点着头，一声不吭地听着他侃侃而谈。就折磨人而言，他又一次觉得梯托雷里绰绰有余地充当了那律师的角色，他近来已经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与之不同的只是，K并没有那样委身于梯托雷里。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甩开他。其次，梯托雷里多嘴多舌、口无遮拦，甚或夸夸其谈，即使是现在比以前有所收敛。
再则，K就自己而言，也够折磨梯托雷里一番了。
而且在这件事上，K也是这样做的。他谈起那家法院来，听他的口气往往让人觉得，仿佛他向梯托雷里隐瞒着什么似的，仿佛他已经跟那个机构建立起了关系，但这种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万无一失公开的地步似的。但是，当梯托雷里迫不及待地要追问下去的时候，K却戛然而止，久久不再提这个话题。他耽于这种小小的收获，于是他便相信，他现在把法院外围的这帮人看得太清楚了，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来玩弄他们，几乎跻身于他们之中，至少不时地能够获得对法院更为概括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他们处在法院的最低一级，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了解。即使有一天他会失去他在这低层的位置，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即便这样，那儿也依然是一个可能的避风地，他只需躲进这些人中间就行了。如果他们由于自己等级的低下或者其他原因而帮不了他打官司的话，他们倒会接纳和包容他。也就是说，只要他把一切考虑周全，暗中实施，他们便绝对不会拒绝以这种方式来帮他的忙，尤其是梯托雷里不会拒绝，因为K现在成了他的知心人和救济者。
K怀着这样或者类似的希望，但并非天天如此。他一般仍然仔细地区别对待，谨防疏漏或者略过任何一个困难。但是，有时候——大多是下班后的晚上，他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他会从白天那微不足道的，再说也是模棱两可的事件中吸取安慰。下班后，他通常就躺在自己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不在这长沙发上躺着喘息个把钟头，就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思绪潮涌，观察接踵而至。他的思想并不是难堪地局限于那些跟法院有关的人身上。在半睡半醒状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混为一团，于是他忘记了法院那伟大的工作，觉得好像自己是惟一的被告，所有其他人都乱七八糟地穿梭在法院大楼的走道里，有法官，有律师，还有那些麻木不仁的家伙，下巴撑在胸前撅着嘴，眼睛露出呆滞的目光，好像在认真负责地深思似的。
于是格鲁巴赫太太的房客们始终结成一帮，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们张着嘴，磕头碰脑地挤在一起，就像一个控告合唱团。他们之中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因为K已经好久根本不去过问公寓的事情了。然而，正是因为有这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缘故，他觉得进一步去跟这帮人打交道不是滋味，但有时为了在那儿找毕尔斯泰纳小姐却不得不违心为之。比如说，他的目光一飞过这帮人，迎面突然闪现出一对完全陌生的眼睛，拦住了他的目光。于是，他便找不到毕尔斯泰纳小姐。但是，当他为了避免任何过失，接着又一次去寻找的时候，却发现她正好让这群人围在中间，胳膊搭在旁边两个人的肩上。面对这种情景，他几乎是无动于衷，特别是因为已经屡见不鲜了，只是陷入那难忘的回忆，回忆起他曾经在毕尔斯泰纳的房间里看到过的一张海滨浴场照片。这种情景驱使着K远离开这群人。即使他还经常回到这里来，但他现在却迈着大步，匆匆而过，纵横穿梭于法院的大楼里。他越来越熟悉这里所有的办公室，觉得自己从来不可能看见过的、被遗忘的走道显得格外熟悉，仿佛它们从来就是自己的住所似的。这里的一点一滴、一人一物极其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比如说，有一个外国人在前厅里踱步，他的穿着酷似一个斗牛士，束紧的腰身就像刀切的一般，那短得出奇的、紧紧地绷在身上的上衣挂着淡黄色的粗线花边。这个人一刻不停地踱着步，不间断地让K惊奇地注视着他。K弯着腰，围着他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极力瞪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他。那花边上的所有图案，每一个有缺陷的流苏，那短上衣的一摆一动，K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还没能看个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是早已看厌了，就是压根儿不想看得更仔细。可这副打扮却不放过他。“外国人展示出了什么样的化装!”他心里想，眼睛睁得更大。他跟随着这个人，直到他猛地翻过身，脸埋到皮沙发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