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传记写到结尾了。在结束本书前，我再来做一回顾——最后一次了。

我看到和爱妮丝共走人生的我自己，我看到我们周围的孩子和朋友；我也听到我前进时对我予以关心的声音。

在那飞快过去的人群中，哪些脸我觉得最清楚呢？看哪，当我在思想中问我自己这问题时，这些脸都向我转过来了！

这是我姨奶奶，戴着度数更深的眼镜，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仍身子笔挺，而且还能在冬日里一口气走6里路呢。

总和她在一起的是我那慈祥的老保姆皮果提，她也戴上了眼镜，总在夜里凑近灯光做针线活，身边总放着块蜡烛头，一条放在小房子里的尺，还有一个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

在我小时候，皮果提的双颊和双臂是那么硬、那么红（那时我奇怪鸟儿为什么不放掉苹果而来啄她），现在它们也干了、发皱了。她那曾使她脸部近眼部显得发黑的眼睛也变得淡些了（但仍闪光），可她那粗糙的食指却一点没变，而过去我曾把它和香料擦子联想在一起；后来，我看到我最小的孩子握着她的食指从我姨奶奶身边摇摇摆摆向她走去时，我就想起我刚学走路时我们家里的小客厅。我姨奶奶多年不曾满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真的做了一个真的、活的贝西·特洛伍德的教母；朵拉（二女儿）说她把贝西惯坏了。

皮果提的衣袋里有一件很大的东西。原来就是那本鳄鱼书。这时，这书已很破旧了，其中有些更已补过，可是皮果提把它当做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向孩子们出示。看见从鳄鱼故事中抬起来看我的我自己那张幼稚的脸，我记起我的旧相识——那个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觉得很奇怪。

今年暑假里，我发现在我的儿子中，有一个老头儿在做大风筝，他无法形容的那样欢天喜地向天上望。他高高兴兴和我打招呼，连连又点头又挤眼，还低声说：“特洛伍德，你听了准高兴，我没别的事干时，我就要写那呈文了。你的姨奶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老弟！”

那位拄杖驼着背的贵妇人是谁？她脸上仍刻有昔日骄傲和美丽的遗痕，看得出她无力地和内心那易怒、迟钝、骄横、暴躁的东西抗争着。她在花园里，身边站着一个嘴唇上有道白色疤痕的女人，这个女人样子尖刻阴郁，已憔悴了。让我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萝莎，我已忘了这位先生的姓了。”

萝莎向她弯下身子，对她叫道：“科波菲尔先生。”

“看到你，我很高兴，先生。看到你服丧，我很难过。希望时间能减轻你的悲哀。”

她那暴躁的侍从斥责她，告诉她我没有服丧，并费力地提醒她应再看看我。

“你见过小儿了，先生，”那年长的夫人说道，“你们和好了吗？”

她痴痴看着我，手放到前额上呻吟起来。突然，她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叫道：“萝莎，过来。他死了！”

萝莎在她脚前跪下，时而安慰她，时而和她争吵，时而恶狠狠地告诉她说：“我一直就比你更爱他呢！”时而又把她像病孩那样搂住，拍她入睡。我就时时看到她们这样，年复一年过着日子，我就在她们这样时离开了她们。

从印度回国的是什么船？那个嫁给一个大耳朵、老叫个不停的苏格兰——老富翁的英国女人是谁？难道这会是朱丽亚·米尔斯？

这真是朱丽亚·米尔斯，骄横，华贵，由一个黑种男子用金盘子托着名片和信给她，又由一个头扎着鲜艳围巾、身着细麻布衣的棕色女子在她的化妆室里伺候她吃饭。可是，这时的朱丽亚不再记日记了，也不再唱《爱情的挽歌》了，只是一个劲和那好像披了一张晒黑的皮的黄熊样的苏格兰富翁吵个不停。朱丽亚的脖子都被金钱锁住了，她再也不想别的或说别的了。我还是喜欢在撒哈拉沙漠的那个她呢。

也许这才是撒哈拉沙漠呢！虽然朱丽亚有一所美轮美奂的豪屋，有尊贵的客人，日日有穷奢极华的宴席，可她身边却没有青葱的植物，没有任何可以开花或结果的东西。朱丽亚所说的“交际场”我是知道的，那里有从专利局来的杰克·麦尔顿先生。这人看不起为他谋到这职务的人，竟对我把博士称作“很有趣的老古董”。既然交际场里就是这些如此没有价值的男男女女，朱丽亚，既然交际场的教化只使人对任何有利或有碍人类的事都公然冷漠无视，我想我们已经在同一个撒哈拉中迷了路，还是找出路为好呀。

看，那永远和我们做朋友的博士仍勤勤恳恳编他的《辞典》（编到D部什么地方了），享受家庭和夫人的温馨。还有那个威风已大减的老兵。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指手划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