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寒冷的秋夜，我在伦敦登岸了。天色很暗，又下着雨，我在那2分钟里见的雾和泥比我在过去2年里见到的还要多。我从海关一直走到纪念碑下才找到一辆马车；虽然我觉得那些涨得溢出了的水沟上方那些商店招牌都很像老友，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些不太清洁的朋友。

过去，我常说——我相信人人都说过——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时就像给那地方发出了变化的信号。我从车窗朝外看，只见鱼市商街上曾有些百年来未被漆匠、木匠或瓦匠碰一碰的老房子已在我去国期间拆除了；另有一条多年来既不卫生又不方便的邻街也修了下水道并被加宽；我甚至想圣保罗教堂也要有点见老了。

我朋友们的命运会有什么变化是我预料之中的。我姨奶奶已重返多佛住下；特拉德尔自我走后就开始经营承办些小小法律业务，他现在住在灰院。在近来的几封信中，他告诉我和那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在最近结婚并非妄想。

他们估计我在圣诞节前回家，却不料我会这么早就到家。我故意事先不告诉他们，这样我能看到他们惊喜时也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无人接迎，我只好一个人默默乘车穿过雾气腾腾的街道，我竟不近情理地失望和感到心灰意懒了。

可是，那些灯光温暖的有名气的商店给了我一些安慰；我在灰院咖啡室门前下车时，已感到又有了兴头。初看到这地方时，我记起投宿金十字旅店时那与现在迥异的时代，也记起从那以后我境遇的变化；不过都很自然。

“你知道特拉德尔先生住在院里什么地方吗？”我在咖啡室的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问那个侍者。

“何尔本院，先生。二号。”

“特拉德尔先生在律师中声名蒸蒸日上吧，我相信？”

“嗬，先生，”侍者回答道，“他也许是的吧，可我个人却并不知道。”

这个瘦弱的中年侍者向一个更有权威的侍者求助。后者是个大块头的老头，挺神气的，生着双下巴，穿着黑裤黑袜。这老头从咖啡室顶头的一个像教堂执事席的地方走出来——他在那里陪着一个钱柜、一本人名录、一张律师名单，还有一些其他的本子和文件。

“特拉德尔先生，”那个瘦瘦的侍者说道，“本院二号。”

那个神气的侍者挥挥手，示意他走开，然后很气派地转向我。

“我在打听，”我说道，“住在本院二号的特拉德尔先生可在律师中声名蒸蒸日上？”

“从没听过这名字。”那侍者用他低沉的沙哑声音答道。

我为特拉德尔感到十分遗憾。

“他一定是个年轻人吧？”那个神气的侍者认真地瞪着我说道，“他进院多久了？”

“不到3年。”我说道。

我猜那侍者已在他那教堂执事的席位里住了40年了。他不能再就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再多说什么了。他问我晚餐想要吃什么。

我实实在在感到我回到英国了，我也的的确确为特拉德尔感到失望。他似乎再没希望了。我只点了一点鱼和肉排，就站在火炉旁默默地想着他的默默无闻。

当我的眼光落到那侍者领班身上时，我不禁想，逐渐使他开成这么一朵花的花园准是个晦气重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弥漫着陈见、固执、守旧、刻板和老朽的气息。我朝那房间看看，无疑，它那铺了沙的地板还是在那领班做小孩时——虽然他是否也有过做小孩的时候还让人怀疑——那样铺的沙，我看到那张光亮亮的桌子，我能看见在那老桃花心木的澄净深处反映出我自己；我看到那些被装饰擦洗得无可挑剔的灯；我看到那纯铜柱旁遮掩厢座的整洁而又舒适的绿帷帘；我看到那两个火光熊熊的大火炉；我看到那一列列粗粗大大的注酒器，它们就像知道它们下面是一桶桶昂贵的陈年红葡萄酒一样；我觉得英格兰和法律这两者都难以被征服似的。我上楼，去卧室换下我的湿衣，那镶壁板旧房间的宽大（我记得那房间俯临通到院内的拱道），那回柱床的庄严，那衣柜的阴沉，似乎都联合起来向特拉德尔或向任何这类勇敢的青年的命运严厉地皱着眉。我又下楼用晚餐；就连那里上菜上饭的从容不迫，那地方的安静有序——那里客人不多，因为漫漫长假还没过完——都足以说明特拉德尔的大胆狂妄，也说明在今后20年内他生活的希望之渺茫。

自从我出国以来，我就没见过这类的东西了。眼前这一切着实让我对朋友怀的一腔希望化成了冷烟。侍者领班已经很厌倦我了。他不再接近我，而一心伺候一个戴着长长裹腿的上年纪的绅士。那一品脱特种红葡萄酒就像自己从酒窖里走出的一样来给他喝，因为他根本就没点过它。那个二号侍者小声告诉我说，这位老先生是住在方场的一个退休立券律师。据推测，他将把他那一大笔财产留给他洗衣妇的女儿；据传闻，他柜子里有一套餐具，都放在那里生了锈。不过，从没人在他家看到过任何多余的勺子或叉子。这时，我真地觉得特拉德尔山穷水尽了，我断定他永无出头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