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影响我按时完成在报馆的公务同时，我辛辛苦苦地写书；书问世了，也很成功。虽然，我能很敏锐地感受那震耳的称赞好评，我也不怀疑我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自己的成就，我却没有在称赞中昏头昏脑。在观察人类性情时，我总是发现：一个有什么正当理由信任自己的人永远不在别人面前炫耀，以此来换取别人的信任。为此，我自尊而不傲，我受到的称许越多，我就越勉励自己要努力配得上。

虽说这部书的所有部分都是我的回忆录，可我并没想过要在这里讲述我自己的小说的历史。那些小说能说明它们自身，我把它们交给它们自己去说明。我偶或提及它们时，也不过因为它们是我进步的一个部分而已。

这时，因为多少有点根据相信自己成为一个作家既因天赋又因机会，我便怀着信心写作。如果没有那根据或信念，我一定放弃写作，把我的精力用到别的什么上去了。我一定想要发现：天赋和机会实际上会使我成为什么，只成为那样的而不是别的。

我已非常顺利地在报纸上和些别的地方发表作品，当我得到新的成功时，我认为我有理由不再出席那些可怕的辩论会了。所以，一个很快乐的夜晚，我最后一次记下议会的风笛乐声，我就再也没去听过了；不过，从报上，我仍能得知那儿长长的会议并无重大变化，仍是（或许更多了些）些老调反复演奏。

现在我写到我婚后约一年半的时候了。经过几次不同实施，我已把家政管理当做徒劳的事放弃了。我们对家务听其自然，雇了一个小仆人管理。这小家伙的主要作用就是和厨子吵架，在这方面，他真是一个惠廷顿，只是他没有猫，也没有做市长的机会。

我觉得，他总像生活在冰雹似的锅盖敲打下。他的生存就是一场挣扎。他总在最不合宜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举行小小餐会时，或几个朋友晚间来访时——高叫着救命，在飞舞着的铁器追逐中踉踉跄跄逃出厨房。我们想把他辞掉，可他对我们很有感情，不肯走。我们一做出要和他中止关系的表示，他就哭得好凶，因为他太会哭了，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除了他的一个姐姐，我也没发现他还有什么亲戚；而我们刚把他从他姐姐手里接受下来，他姐姐就跑到美洲去了，于是他像一个掉包换下的可怕孩子那样住在我们家了。他对他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不时用衣袖擦眼睛，或弯腰用小手巾一角捂着擦鼻涕。他从不肯把那块小手巾整个从口袋里掏出来，总那么省着用，那么藏着用。

我苦恼不断，其根本就是这个我每年用十镑六先令雇下的倒霉小仆人。我目睹他长大，他就像红花豆那么一点点长大；我为他将来开始刮脸、以至秃顶、白发时而忧心忡忡。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摆脱他的希望了。我常常想，当他成为一个老头时会多让人讨厌。

这个不幸的家伙使我脱离困境的方法真让我感到意外，他把朵拉的表——这东西和我们其他的一切东西一样没个固定地方放——偷去卖了钱，然后把那钱全花在反反复复搭乘在往返于伦敦和阿克斯桥之间的马车外沿上——他一直就那么没头脑。据我记得，他是在进行第十五次旅行时被抓送往了包街，从他身上搜出了4先令6便士，还有一枝他根本吹不响的旧横笛。

如果他不悔过，那件事的惊动及其带给我的不快准会少得多。可他的的确确悔过了，而且方式特别——不是一鼓作气，而是化整为零，一点点的。比如，在我不得不到庭作证的第二天，他揭发了地下室一个篮子的秘密。我们相信篮子里全是酒，其实只有空瓶和瓶塞了。我们以为他已说出他所知道的厨子的全部坏事了，他该安心了。不料一两天后，他又由于良心责备，揭发了厨子的一个小女孩每天早晨来拿我们面包一事。他还坦白他自己如何受了送牛奶人的贿，向那人提供用煤。又过了两三天，警方当局通知我，他供出厨房垃圾中有牛里脊肉和破布袋里有床单。又不久，他又说出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供词——他承认知道送酒人想对我们住宅行窃的全部计划，于是那人马上被捕了。成为这样一个受害者，我感到很惭愧，我宁愿多给他点钱，请他再别说了，或为他去花大钱行贿，好让他跑走。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还以为每次新坦白就算不是施恩于我也是报答我了，这可真让人生气！

后来，我一看到有警员带着新情报来，我就先跑开躲起来。一直到他受审并被判处了流刑，我才结束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可就是那样了，他还不能让人安生，他一个劲给我们写信，说是想离开前见朵拉一面。于是，朵拉就去看他。当朵拉发现自己是在铁栏中时竟昏了过去。简而言之，在他被押解走前，我没法安安静静过日子。后来，我听说他在什么“乡村”地方做了牧羊人，但我不知是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