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心情的纷扰下——我希望，不仅仅我能理解，其他人也能理解——我当晚就去了诺伍德。我在门口探问时，从一个仆人那儿得知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我便以我姨奶奶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她，我十分诚恳地痛悼斯宾罗先生的早逝，还流了泪。我求她，如果朵拉肯听，就告诉她说斯宾罗先生曾以绝对仁慈和体谅的态度和我谈话；斯宾罗先生提到朵拉时只有慈爱而无半句责备。我知道我这样做自私，因为我只想让我的名字能当她面被提及；可我想使自己相信，我这么做也是他死后对他的一种公平评论。也许我真的就相信了。

第二天，姨奶奶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的是姨奶奶的名字收，信却是写给我的。朵拉非常悲哀，当她的朋友问要不要向我致意时，她只是哭个不停地说：“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可她并没说不要。于是，我便尽情把这一点想得很美好。

约金斯先生出事以来一直在诺伍德，几天后才来到事务所。他和提菲关起门密谈了一会儿后，提菲就打开门往外看，向我招手，叫我进去。

“哦！”约金斯先生说道，“科波菲尔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正在检点死者的书桌、抽屉，以及其他类似放东西的地方，想把他的私人文件封存起，也想找一张遗嘱。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却一点踪迹也没发现。如果你愿意，不妨帮我们找找。”

我正很想知道，对于我的朵拉是如何安排的——比方由谁监护，等等——而这正是探知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马上开始寻找。约金斯先生打开了所有的抽屉和书桌，我们拿出了所有的文件。我们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在一边，把私人的文件放在另一边，后者并不太多。我们的态度很严肃；每看到一件小的日常饰物，或笔盒、或戒指、或任何令我们马上想起斯宾罗先生的小物品时，我们就放低了说话的声音。

我们已经封了几个包裹，仍然安安静静地在扬起的灰尘中工作。这时，约金斯先生用一点也没变的口气谈起他已故的合伙人道：

“要让斯宾罗先生脱离常轨行事可不容易。你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认为他就没有立过遗嘱。”

“哦，我知道他立过！”我说道。

他们俩都停下来看着我。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说道，“他告诉我他曾立过，而且早就安排好了。”

约金斯先生和老提菲都摇摇头。

“这好像没希望了。”提菲说道。

“完全没希望了。”约金斯先生说道。

“你们当然不会怀疑——”我开始说道。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提菲把手放到我胳膊上，一面闭着眼摇着头说道，“如果你在博士院的时间和我的一样久，你就知道，人们在这问题上是这么变化无常，这么不可信。”

“哈，天哪，他也说过这句话！”我固执地说道。

“我敢说这是个定论。”提菲说道，“我的意思是——没有遗嘱。”

我觉得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证明没有遗嘱。根据他的文件来判断，他也没想过要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表示有立遗嘱意向的备忘或草案。几乎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他的业务已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我听说，想弄清他欠下的、已付的和留下的都很困难。据推测，若干年来，他自己在上述问题方面就没有清楚的概念。渐渐地还发现博士院当时是最讲排场和面子的，他在各方面争风头所花的多于他的薪水收入（该收入并不多），所以弄得他自己的财产（也不算多）亏空得很厉害了。诺伍德卖了一次家俱和租赁权；提菲还告诉我，还清除死者正当债务，扣除事务所的倒账和疑账，剩下的遗产据他估计不到一千镑。提菲还不知道我在这故事中也有很大关系呢。

这事拖了六个星期。这期间我受尽了折磨。米尔斯小姐向我报告时依然说，我那伤心的小朵拉在提到我时除了说“哦，我可怜的爸爸！哦，我可怜的爸爸！”什么也不说。我听了这话真想让自己毁了。我还听说，除了两个姑妈（斯宾罗先生的这两个姐姐从没出嫁），朵拉再没什么亲戚了。这两个姑妈住在帕特尼，多年来很少和她们的弟弟通信。这倒并非因他们有过什么争吵（米尔斯小姐告诉我），不过因为在庆祝朵拉命名时，她们自认为有资格被请去吃晚饭，不料只被请去喝茶，于是，她们就发表了书面意见，她们写道，“为了大家的幸福”，她们应当离席。从那以后，她们和弟弟就不往来了。

现在，这两位小姐从她们的隐居处冒了出来，提出要带朵拉去帕特尼住。朵拉抱住她们哭道：“哦，是呀，姑姑！请带朱丽亚·米尔斯和我还有吉普去帕特尼吧！”于是，葬礼后不久，他们就去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