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陆地上，我就会躺在床上，叫外科医生诊治，卧床休息，什么都不干了，但公平地说，他们对我麻木不仁，对自己也同样麻木不仁。首先是习以为常了；再就是他们的身体不那么敏感。我坚信一个体质敏感、神经脆弱的人，同样的伤产生的痛苦会是他们的两三倍。

尽管很累——真是精疲力竭，但膝痛使我难以入睡。我所能做的只是不大声哼哼。要是在家中我肯定会呻吟了，但这种原始的新环境看来需要残酷的压抑。这帮人和野人一样，大事上是条好汉；小事上反倒成了孩童。我记得，在后来的航行中，一个猎手寇伏特丢了一个手指头——给砸成了肉酱，眼都不眨一下，没吭一声，而他常为细枝末节而暴跳如雷。

他现在就吵翻天了，又吼又叫又嚎，手舞足蹈，咒天骂地。不过是跟一个猎手为一件不相干的事争辩起来：海豹崽是不是生来就会游泳的。他坚持认为会，一生下来就会。另外一个猎手不同意。这人叫拉提莫，一个山姆大叔模样的瘦子，眼睛像两道缝，透出精明劲。拉提莫认为海豹崽生在岸上，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不会游泳，它们的妈妈只好教它们，像老鸟儿教小鸟儿飞一样。

另外四个猎手靠在桌上，躺在床上，让那对冤家吵闹，但都非常感兴趣，隔一会儿就为一方插上一两句。有时相互大吵，弄到“狗窝”里惊雷翻滚。主题原本幼稚，又无实用价值，他们的争论却更显幼稚，更是空谈。说实话，他们很少讲道理，甚至完全不讲道理。他们的方式只是肯定、假定和否定。他们证明小海豹是不是生下来就会游泳的办法是挑衅性地提出话题，然后指斥对手的能力、见识、民族，或是经历；反驳者也使用同样的武器。这一切只说明我不得不交往的人的智力水平——他们身体上是成人，心灵上却是孩童。

他们抽烟，抽个不停，一种粗劣难闻的烟叶。空气里烟雾弥漫，一片混浊。我要是有晕船的毛病，舱内的烟雾和船的颠晃准会叫我呕吐，但就那样，我也感到恶心至极，当然，恶心也可能是因为腿疼和劳累。

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和自己的处境。我，凡·伟登，一个评论家，算得上文艺票友吧，竟然栖身在这儿，一艘去白令海猎海豹的三桅船上，真是举世无双的、不可思议。跑腿的!从小到大我就没干过体力活，没干过脏活、累活。一向闲适优游——一个学者，一个隐士，有一笔稳当而丰厚的收入，对动荡生活和体育锻炼从无兴趣，一向是个书虫。小时候爸爸和姐姐就这么叫我。平生只参加过一次露营，那一次我却几乎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同伴，躲回屋顶下的安适中去了，现在倒好，绵绵无尽的摆桌子、削土豆、洗碟子……而身体带着伤。医生一直说我体质很好，但缺乏锻炼，肌肉柔软，像娘儿们——起码医生劝我参加体育运动时就这么说，但我只喜欢用脑，不喜欢出体力，到了今天这地步，看来对付不了这粗野的生活。

各种思绪涌上心头，我只提了几个，这只是为了逃不掉的“受气包”角色辩护。想着母亲和姐姐，想象着她们的悲痛。一位马丁尼号的死难者，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家伙。想象中，我看到了报纸上的黑色标题，看见大学俱乐部和“比坯闹”俱乐部的票友们晃着头说：“可怜，可怜!”我眼前又浮现出福罗沙那天早上向我告别的一幕，他穿着睡衣，靠在垫着枕头的窗前卧榻上，慵懒地说些预兆似的只言片语。

此时，夜叉号起伏着、摇晃着爬上波峰，又落进浪谷，向太平洋中心破浪前进，越行越远——我就在它里面。头顶的风声，那种沉郁的愤怒灌入我的耳朵。头上有脚步声走过，四周是不停的轧轧声，木头和用具以一千种调子呻吟着、吱嘎着、抱怨着。猎手们还在争吵着，怒嚎着，一群半人的怪兽，喷溅着诅咒和脏字。一张张面孔，紫涨着，随船晃荡的风灯，把昏黄的光打在那些脸孔上，扭曲着、强化着他们的野蛮。床铺在沉沉烟雾里像一个个兽洞；墙上垂着油布衣和雨靴，步枪和猎枪东一支西一支嵌牢在架子里，那是古代海盗和探险家的随身之物。我脑海骚动着，无法入睡。

一个倦怠而凄苦的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