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朱先生这两本书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艺术的人生化或人生的艺术化，这恐怕也是朱先生前期（解放前）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追求和深层基础吧。《谈美》一书谈到了审美态度。审美距离、美感、欣赏、艺术与游戏、艺术创造等十几个话题，但全书归结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根本命题。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便也无所谓人生”；每个人“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在他看来，“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追求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并非朱先生的发明，他直接受到德国19世纪后期大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明确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较早的宣言。不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先生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藉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先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在此，朱先生严格区分了“实际人生”与“整个人生”。他认为，这种对“实际人生”的审美的超脱恰恰为积极投入“整个人生”打好了基础。这从他对人生艺术化的具体解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他讲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在生活中即是“人格”，认为“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并举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例子，说这“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认为“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又如他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而世间有两种人（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最不本色，“‘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最不艺术，说明他对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是不苟且的、否定的。所以，他主张的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与艺术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消极地逃避人生与现实。实际上，从朱先生这两部书整体来看，他实际上是很关心民族、国家的现实的，特别关心青年在现实中的人生选择、思考与修养。这说明他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不应有所误解。

至于朱光潜先生的具体美学观点，如美是孤立绝缘的形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的书写得清楚明白、雄辩有力，读者可自己阅读。对他美学观点的是非评价，这里也无法多说。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观点是他吸收了西方许多大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进行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创造，而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譬如，他对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艺术观共通弊病的剖析，是独辟蹊径而切中肯綮的；又如他关于艺术与游戏之异同的辨析虽源于西方，却抓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有中国特色；再如他关于艺术欣赏也是创造，诗的生命不仅在作者、也要读者帮忙的观点，已具备七十年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如此等等，都体现出朱先生美学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凭着这种兼容中西，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使朱光潜先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