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①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②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③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注释】

①《四库提要》集部词曲类一《花间集》：“后有陆游二跋。……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历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则运用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②陈卧子，即明末诗人陈子龙，字卧子。

③陈子龙在《王介人诗余·序》里说：“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实工链，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欢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赏析】

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大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是“贯道之器也”。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经过东坡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王国维为词正名，是站在一个现代批评家的立场上，是其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