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阐述中国与印度的智

为《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副题为编者所加。

正中书局编辑《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对于本世纪中外文史、哲学、宗教、艺术作有系统的叙述，分别请各位专家担任，又已有陈大齐、李玄伯诸先生作前言与结语。这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涤夫先生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想最多在这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及其方法，作全面较扼要的研讨，并指出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本来“人文科学”这个名词，作分科之学讲可以，但是以科学二字，作自然科学讲，列为“准确科学”，便有毛病。若太认真，一定要冒科学的招牌，抄袭自然科学的方法，第一，必把人生哲学中，凡不能以科学化验方式测量的部分排出于研究范围之外，而集中于可以衡量统计部分。这就可使人文研究因范围缩小而变质了。第二，科学的态度只是实事求是，不加善恶的论断。科学只有观察推论，而没有主观成分客乎其间。人文科学硬要仿效，也就取超乎伦理之态度，对于修身齐家，好好恶恶宗教信仰等等的论断，置之不理，而后可成其所谓纯科学的客观研究。于是今日思想的混乱，不能由哲学家社会学家得到指导。学术界愈分门别类，愈失去重心，乃发主博而不能约的现象。第三，人类生活到底与草木金石不同。凡是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如善、恶、神、永生、心术、意见，及立身做人的道理，都没法研究了。西方比较专家的学习，每每鄙夷这些口头禅，视此等问题为无足重轻。既然无法研究，索性不研究罢了。

我尝为《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作一篇序文，阐明此意。此文曾在Wellesley女子大学演讲，演讲之后引起该校师生几天的辩论，因为这篇议论实指示风行的社会科学的缺点。以后也曾登载《大西洋月刊》，我所以言此，是证明西方学界实有这种现象，在学理上成个问题。文中初言中西人生哲学重点之不同，而指出今日西方对于伦理之忽略，然后推论“超乎伦理”（amoral或作“外乎伦理”）的客观科学态度之所由来。兹节译后段数节，也可为今日人文科学家的当头棒喝，而思有以纠正之。

“我想有趣的研究一下，何以人文科学教授（Professors of the humanities）由道德的城堡败退逃出，途中只怕善恶观念之复萌，或任何感情用事的心理，怎样他们一生只怕卷入是非场中，怎样修练功夫，把一切事物只当做机器物体的现象，可拿来分析、比较、解释，怎样他们变成伦理的（惧怕阳光的）蝙蝠，极力避免褒贬论断老生常谈，如畏蛇蝎，终于憎恶自由意志，而将良知推出学问研究之外。联合神道学院（纽约）的教务长，曾在Fortune杂志文中，举出一事，非常有意义而有代表性的。他请一位科学同事在早课礼拜时对学生讲话。这位科学同事婉谢不敏，理由是他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准确的知识’。善恶问题显然无法归入‘准确的知识’。而上帝也难以数学方程式表现，所以善恶是那位教授的‘越境地’。我们对于这样情形，怎样办呢？……

“我们可以有趣的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臧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建立在这种基础的人文科学必陷于褊狭不正确；因为所研究的对象及事实与自然科学不同……

“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飞黄腾达，声誉日隆，所有的人类的研究也赶紧自称为‘科学’，这时代文史的研究都好用‘机体’、‘自然律’、‘发源’、‘演化’这些名词。孔德（Auguste Conte）在一八三○年间已开始这风气，把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而称社会为一种‘机体’。‘社会是个机体’，这一句话有何意义，永远没人说得出来。戴恩将这些名词加于文学史，（戴恩所著《英国文学史》序中一句名言：‘善与恶，同白糖与硫酸一样，是一种产品。’）马克思加之于经济学，左拉加之于小说，连文评大家Sainte Beuve也称他的文人传记巨著（Port Royal）为‘灵魂的科学’，我们倒不需要远溯十九世纪，现代的例多着呢。有一天Dr.J．B.Watson（行为心理学创设者）异想天开，发见他若把‘知觉’、‘意志’、‘情感’、‘记忆’、‘觉悟’淘汰净尽，而缩小范围专门研究神经的刺激与反应，用仪器衡量，就可以开始把心理学变成‘真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