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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散文精选[电子书]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阐述中国与印度的智

为《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副题为编者所加。

正中书局编辑《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对于本世纪中外文史、哲学、宗教、艺术作有系统的叙述,分别请各位专家担任,又已有陈大齐、李玄伯诸先生作前言与结语。这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涤夫先生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想最多在这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及其方法,作全面较扼要的研讨,并指出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本来“人文科学”这个名词,作分科之学讲可以,但是以科学二字,作自然科学讲,列为“准确科学”,便有毛病。若太认真,一定要冒科学的招牌,抄袭自然科学的方法,第一,必把人生哲学中,凡不能以科学化验方式测量的部分排出于研究范围之外,而集中于可以衡量统计部分。这就可使人文研究因范围缩小而变质了。第二,科学的态度只是实事求是,不加善恶的论断。科学只有观察推论,而没有主观成分客乎其间。人文科学硬要仿效,也就取超乎伦理之态度,对于修身齐家,好好恶恶宗教信仰等等的论断,置之不理,而后可成其所谓纯科学的客观研究。于是今日思想的混乱,不能由哲学家社会学家得到指导。学术界愈分门别类,愈失去重心,乃发主博而不能约的现象。第三,人类生活到底与草木金石不同。凡是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如善、恶、神、永生、心术、意见,及立身做人的道理,都没法研究了。西方比较专家的学习,每每鄙夷这些口头禅,视此等问题为无足重轻。既然无法研究,索性不研究罢了。

我尝为《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作一篇序文,阐明此意。此文曾在Wellesley女子大学演讲,演讲之后引起该校师生几天的辩论,因为这篇议论实指示风行的社会科学的缺点。以后也曾登载《大西洋月刊》,我所以言此,是证明西方学界实有这种现象,在学理上成个问题。文中初言中西人生哲学重点之不同,而指出今日西方对于伦理之忽略,然后推论“超乎伦理”(amoral或作“外乎伦理”)的客观科学态度之所由来。兹节译后段数节,也可为今日人文科学家的当头棒喝,而思有以纠正之。

“我想有趣的研究一下,何以人文科学教授(Professors of the humanities)由道德的城堡败退逃出,途中只怕善恶观念之复萌,或任何感情用事的心理,怎样他们一生只怕卷入是非场中,怎样修练功夫,把一切事物只当做机器物体的现象,可拿来分析、比较、解释,怎样他们变成伦理的(惧怕阳光的)蝙蝠,极力避免褒贬论断老生常谈,如畏蛇蝎,终于憎恶自由意志,而将良知推出学问研究之外。联合神道学院(纽约)的教务长,曾在Fortune杂志文中,举出一事,非常有意义而有代表性的。他请一位科学同事在早课礼拜时对学生讲话。这位科学同事婉谢不敏,理由是他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准确的知识’。善恶问题显然无法归入‘准确的知识’。而上帝也难以数学方程式表现,所以善恶是那位教授的‘越境地’。我们对于这样情形,怎样办呢?……

“我们可以有趣的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臧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建立在这种基础的人文科学必陷于褊狭不正确;因为所研究的对象及事实与自然科学不同……

“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飞黄腾达,声誉日隆,所有的人类的研究也赶紧自称为‘科学’,这时代文史的研究都好用‘机体’、‘自然律’、‘发源’、‘演化’这些名词。孔德(Auguste Conte)在一八三○年间已开始这风气,把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而称社会为一种‘机体’。‘社会是个机体’,这一句话有何意义,永远没人说得出来。戴恩将这些名词加于文学史,(戴恩所著《英国文学史》序中一句名言:‘善与恶,同白糖与硫酸一样,是一种产品。’)马克思加之于经济学,左拉加之于小说,连文评大家Sainte Beuve也称他的文人传记巨著(Port Royal)为‘灵魂的科学’,我们倒不需要远溯十九世纪,现代的例多着呢。有一天Dr.J.B.Watson(行为心理学创设者)异想天开,发见他若把‘知觉’、‘意志’、‘情感’、‘记忆’、‘觉悟’淘汰净尽,而缩小范围专门研究神经的刺激与反应,用仪器衡量,就可以开始把心理学变成‘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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