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悖情矫饰，虚伪铺张的风气，卒成为千年来中国特有的行文做事，专尚门面的风气。由孔子达情主诚的主义，变为冷酷夺情的主义。所以演出很多的人寰惨剧。所以有“三从四德”的话。夫死从子、置母道于何地？未闻引起大儒的驳斥。所以大丈夫宜柔，宜八面玲珑，而女子却应该轰轰烈烈有贞烈的勇气。所以压迫命妇不得改嫁，未婚夫死，女子须保守贞节，终身守寡，甚或逼媳殉夫之恶俗。

我看清朝能对这假道学抗议力争者，只有戴东原、袁子才、俞正燮、李汝珍三数人而已。李汝珍讽刺缠足制度（《镜花缘》）。俞正燮反对纳妾，谓妇人之妒乃属自然，并非恶德。且举闽俗，有人家子死，家人悬索梁上，逼媳妇投环，或置贡中，逼其自尽，而全家乐得坐待旌表烈妇之美名（癸巳类稿）。袁子才反对以女人为尤物，其收女弟子，在男女同学之今日，可谓开风气之先。他用心理的批评，揭穿道学之假面具，批却导，可谓一针见血。他所以不喜者，是道学之虚伪刻薄（“溪刻以为清”，“俭其外，贪其中”，见清说）。他不但反对理学（“宋儒非天”，见《与程蕺园书》，又书复性书后，斥理欲之辨最清楚）。且反对道统观念《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更根本推翻“经”的观念（“疑非圣人所禁”）；又谓“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之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言之皆醇也。”（见答惠定宇第二书）

以子才之通脱，自然遭时人的反对。当时浙东学士章学诚，尤能针砭子才之错处，因为章学诚也是通才，文章义理，有过人的见地。但是。实斋斥子才收女弟子，代刊诗词，为伤风败俗。这便是实斋不及子才之处，在道学场中，不能戳破藩篱。戴东原所见的社会，与俞正燮所见相差尚不甚远，故有“以理杀人”的愤语。戴谓“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见疏证卷下，论权）又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言理，视民如异类焉。闻其呼号之惨，而情不相通。死矣！不可救矣！”章学诚批戴氏谓：“戴氏笔之于书，多精深谨严。至腾之于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据钱穆所见章氏遗书钞本，答邵二云书）说他“笔舌分用”。这样戴氏愤怒之情之语、犹不仅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诸书所见。这也是文学史上一重公案。我们要明白戴氏何以骂尽理学，要先明白他所以口诛笔伐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