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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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幽默者每追源于亚里斯多德,以后柏拉图、康德之说皆与亚氏大体相符。这说就是周谷城先生(《论语》廿五期《论幽默》)所谓“预期的逆应”,就是在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康德谓“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无论郁剔及狭义的幽默,都是这样的。佛劳德在《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引一例甚好:

某穷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这位朋友遇见穷人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朋友就上前责备他说:“你刚来跟我借钱,就跑来吃奶浆沙罗门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奶浆沙罗门鱼,有钱时又不许吃奶浆沙罗门鱼。请问你,我何时才可以吃奶浆沙罗门鱼?”

那富友的发问是紧张之际,我们同情那穷人,以为他必受窘了,到了听穷人的答语,这紧张的局面遂变为轻松了。这是笑在神经作用上之解说。同时另有一说,也是与此说相符的,就是说,我们发笑时,总是看见旁人受窘或遇见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来,使我们觉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稳,于是笑了,看人栖栖皇皇热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闲超逸,于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级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红,而不会发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压倒而祸将及身,也只有惊惶,不会发笑。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身无损,神经上得一种快感。常人每好读骂人的文章,就是这样道理。或是自述过去受窘的经过,旁人未有不发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谓老羞成怒之变态。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为在听者各以为未必是指他个人,或者果指他一阶级,他也未必就是这阶级中应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论语》骂京官,京官读了仍旧可以发笑,或者骂大学教授,“温故”讲义而四处“支薪”,大学教授也可以受之无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两方争辩,愈涉及个人,如汪精卫与吴稚晖之对骂,愈不幽默,而易渗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在这由紧张达到和缓的转变,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应”)的成分。其陡转的工夫,或由于字义之双关(此系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双关得机警自然,实在佳妙的),有的是出于无赖态度(如上举穷人一例),有的是由于笑话中人的冥顽,有的是由于参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种陡转,出于慧心,如公孙大娘舞剑,如天外飞来峰,没有一定的套板。善诙谐者,自出机智。如Lloyd George,一次在演讲,有女权运动家起立说:“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他对口应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这种地方,只在人随机应变。无盐见齐宣王愿备后宫,实在有点无赖,也是一种幽默。然无赖或胡闹,易讨人厌。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因循不以为怪,至一人阐发真理,将老实话说出,遂使全堂哗笑。这在佛劳德解释起来,是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美快,而发为笑声。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是宜于精神健康。据我经验,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首谈心,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所谓猥亵非礼,纯是社会上之风俗问题,在某处可谈,在某处不可谈。英国中等阶级社交上言辞之束缚,每比贵族阶级更甚。大概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都很自由的,只有读书的中等阶级最受限制。又法国所许的,在英国或者不许,英国所许的,中国人或者不许。时代也不同,英国十七世纪就有许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亚时代也是如此。但现代人之心灵不定比莎士比亚时人清洁,性之运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国,如淳于髡答齐威王谓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问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饮一石?淳于髡谓在皇上侍侧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后有遗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乐甚,可饮一石。”这段虽然不能算为猥亵,但可表示所谓取消神经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于猥亵之理。张敞为妻画眉,上诘之,答曰:夫妇之间,岂但画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发笑,常在撇开禁忌,说两句合情合理之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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