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头脑特别清醒。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的同伴想必也和我一样，被悄无声息地送回到他俩合住的舱房里。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和我一样一无所知。想要揭开这个秘密，只能指望将来的偶然机遇了。

我打算离开自己的房间。我盘算着是重新获得自由，还是仍然是一名囚犯？我是完全自由的。我打开房门，穿过通道，登上中央铁梯，昨夜关闭的舱口现在敞开着，我来到潜艇的平台上。

尼德·兰和康塞尔正在平台上等我。我问了问他们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昏昏沉沉地睡着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醒来时惊奇地发现自己又躺在舱房里。

至于“鹦鹉螺”号，在我们看来，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一样神秘。“鹦鹉螺”号正以缓慢的速度行驶在大海洋面上。艇上好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尼德·兰用他那锐利无比的眼睛注视着大海，海上一片荒凉。加拿大人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海面上既没有船只，也看不到陆地的影子。西风呼啸，大风掀起阵阵长浪，使得潜艇明显地摇摆晃动起来。

更换空气后，“鹦鹉螺”号一直行驶在平均深度为15米的水中，这样，潜艇就能迅速地浮上水面。这种不同以往的航行方式，在1月19日这一天进行了好几次。潜艇上的大副此时也登上平台，那句常说的话又在船舱里回响起来。

至于尼摩艇长，没有见到他露面。潜艇所有的人员中，我只见到那位面无表情的侍者，仍旧像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按时给我送饭。

2点10分，我正在客厅里忙着整理笔记。尼摩艇长打开门，走了进来。我向他打了个招呼。尼摩艇长还了我一个几乎是察觉不出来的致意，一句话也没说。我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心里却期望尼摩艇长能对昨夜发生的事做些解释，可他一声不吭。我注意地看了看尼摩艇长，看到他面容疲惫，两眼发红，显然是因为昨晚没有很好睡觉；他的脸上流露出深沉的忧伤，一种真正的痛苦。尼摩艇长不停地来回走动，坐下去又站起来，随意拿起一本书又随手扔在一边，看看仪器也不像平时那样做记录，如此这般，他是一分钟都不能安定下来。

最后，尼摩艇长径直朝我走来，并问我：

“您是医生吗，阿罗纳克斯先生？”

我没有料到尼摩艇长会问我这个问题，以至于我盯着他看了许久，都没有作答。

“您是医生吗？”尼摩艇长再一次问，“您有好几位同事都曾经学过医，比如格拉第奥莱法国生理学家。、摩甘·唐东，以及其他一些人。”

“是的，”我说，“我是多家医院的大夫和住院医师，在我进博物馆工作之前，曾经行医数年。”

“很好，先生。”

显然，我的回答使尼摩艇长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不明白尼摩艇长提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所以等着他提出新的问题，以便根据情况再做回答。

“阿罗纳克斯先生，”艇长又对我说，“您愿意给一名船员治病吗？”

“您这儿有病人？”

“是的。”

“我这就跟您去。”

“请吧。”

我得承认，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位船员的病同昨晚发生的事件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昨天夜里的事至少跟这病人的情况一样，在困扰着我的身心。

尼摩艇长领着我来到“鹦鹉螺”号的艏部，把我带进位于水手舱隔壁的一间船舱。

在这间舱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躺在床上，外貌刚毅，一个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

我俯身察看，才发现这个人不光是有病，而且还有伤。他的头部缠着渗满鲜血的棉布，下面垫着两个枕头。我小心地给他解开绷带，这位伤员用那双目光呆滞的大眼睛看着我，任我解开绷带，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伤口非常吓人，病人的头盖骨被钝器给敲碎了，脑髓都裸露在外，脑质也受到了极度的摩擦，流出的鲜血已经凝结成血块，溢出颜色如酒渍。他的脑子不但受到了震荡，还受到了挫伤。病人呼吸微弱而缓慢，时不时的痉挛使他的脸部肌肉扭曲。整个大脑发炎，伤者已失去行动和表达感情的能力。

我为伤者把了把脉。伤者的脉搏已是时有时无，有的身体部位已经变冷，我看他将不久于人世，无药可救。包扎好这个不幸的船员之后，我还为他调整了一下头上的绷带，然后我转身问尼摩艇长：

“他是怎么受的伤？”

“这无关紧要！”艇长支支吾吾地回答，“‘鹦鹉螺’号发生了一次碰撞，撞断了机器上的一根操纵杆，正好砸在这名船员的头上。您觉得他的伤势如何？”

我迟疑着没有说话。

“您尽管讲吧，”艇长对我说，“这个人不懂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