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我就怅然若失地想起自己那八面玲珑、极善辞令的老搭档华生。因为他不但在破案的过程中总善于在关键的时机向我提出极有见地和启发性的问题、用他由衷的赞叹来激励我的破案灵感，而且在结案时他还常常用种种略为夸张但尚不失真的语言来总结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些本来只是业务常识的技巧给夸大成奇迹了。如今什么都要由自己来叙述时，我才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语言功力的单薄，于是我只好依着自己朴实无华的性情照实叙述。当天，上校的书房里几乎齐聚了他们家所有的人丁（包括一向深居简出的戈弗雷的母亲）。“我的一切推论都建立在这样一种方法论上，”我平铺直叙地说道，“当你把大部分可能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怪诞离奇的推论都可能是事实的真相。当然，剩下的还可能有好几种解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更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分析和验证，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具有足够依据的可能性为止。现在我们就用这种排除法来研究一下当前这个案子。起初，我为这个案子设想了几个可能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会被他父亲隔离或禁锢在自己的庄园里不得自由的原因：首先，我想到戈弗雷是畏罪潜逃回自己阴森而神秘的古宅的，毕竟这座庄园地处偏僻的远郊，常年几乎都是人迹罕至；其次，我猜想他之所以隐藏在家中可能是因为患了某种神经系统的病症而不愿住进疯人院；最后我想他或许是患了某种需要隔离疾病。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更为合理的解释。于是，就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几种解释的对比和甄别上了。

“当然，我首先排除的是畏罪潜逃这个假设。因为据我所知，近来本地区并没有新发而又尚未破获的案例，这点我十分清楚。如果是为了躲避那些暂时尚未东窗事发的犯罪的话，那么，如果从家族利益来考虑的话，他们应当把他送往国外或者远走他乡更保险些。

“从表面上来看，戈弗雷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显得更大一些。多德先生第一次遇到的肯特先生在我的假设中可以充当精神病患者的看守人角色。因为每次他走出这栋建筑的大门之后，他都会立即将房门反锁上，这就加强了戈弗雷可能被强行禁闭的印象。可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种强制又不是非常森严的，否则这个青年就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晚上跑出去见自己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还记得我曾向你问过诸如当时肯特先生读的是什么报纸这个问题了吧？设若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那将对我的分析和推论大有启发。不过，依据大英的相关法律，只要有医生陪同疗治并上报当局备案，把精神病患者留在家里治疗本来是合法的事，上校一家根本没必要对这个信息严加封锁。因此精神失常的设想也不能成立。

“现在剩下的便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假设虽然离奇，可经过仔细的推敲后我却觉得它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在南非麻风是种常见病，在特定的情境之下，这位青年完全可能受到感染。如果事情真如我设想的那样，上校一家的处境就令人堪忧了：因为他们肯定不愿把戈弗雷交给麻风隔离病院自生自灭。为了不露口风、不惊扰当局，他们只得将戈弗雷暗藏在家中的幽僻之所。而且如果报酬适当，要想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是轻而易举的。由于这种病要避开的只是外人，所以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完全可以允许病人出来活动活动。再则肤色一片片斑白是这种病的普通症状，所以这个假设不仅论据充足而且合乎逻辑，因此我就打算事先按照自己分析的那样来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刚到这里时，我发现给小屋里的人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我就连最后一点疑虑也打消了。上校，我只写了一个词，就告诉你秘密已被发现了，我之所以没有亲口说出来，就是为了让你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你可以充分信任的人。”

当我正打算结束自己简略的分析时，书房的门开了。那位神态庄严的皮肤病权威刚好被引进来了，詹姆士·桑德斯爵士那张平素如狮身人面像般严肃的面容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眼中流露出了令人倍感温馨的人情味儿。他大步迈向上校与他握了握手。

“在人们的印象中我似乎总给人带来不好的消息，”詹姆士·桑德斯爵士说。“不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并不坏：戈弗雷得的并非是真正的麻风病。”

“你说什么？”

“戈弗雷患的是典型的类麻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鱼鳞癣。这是一种鱼鳞状的皮肤疾病，虽然这种疾患极大地影响了病人的观瞻和仪容，且生性顽固，但还有治愈的可能，而且它本身绝无传染性。没错，福尔摩斯先生，事情实在是非常的巧合，似乎是冥冥中的命运在主宰着我们每一个人！或许这位青年在接触麻风病人时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诱发了生理作用，使身体模拟了他在情绪中所恐惧的东西也未为可知？！

“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用我的职业声誉来打包票，戈弗雷得的并非是真正的麻风病——啊！夫人休克了！大家不要担心，肯特先生的精心护理一定会很快将她从这次因过分惊喜而产生的休克中恢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