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士们对我颇有好感的原因在于她们深信：我写了我自己的历史，我是小说的英雄。这种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波立尼亚克夫人致信韦尔德兰夫人，请求韦尔德兰夫人说服我让她亲睹一下朱丽的相片。所有人都深信，若非身临其境，不可能将感情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若非发自肺腑，无法将爱的激情描绘得如此光彩夺目。不必讳言，事实正如人们所料，我是在极度兴奋狂热的状态下写作这部小说的，但如果认为需要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如此心醉神迷的情境，那他们就错了。他们更想不到我为想象中的人物心驰神游到了什么地步。如果不是青年时代的一些往事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受和描写到的爱情，就只能以神话中的仙女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准备驳斥一个对我而言有利的错误。从我单独排印出来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我把悬念留给了公众。古板的道德家们可能会说我应该毫无保留地把真相说出来。但是我认为，我没有义务非这样做不可，而且我认为如果没有必要却执意作出声明，与其说是坦率，不如说是愚蠢。

几乎与此同时，《永久和平》出版了，我在前年将该书手稿交给《世界报》一个叫巴斯提德先生的编辑。不管我愿不愿意，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将我所有的手稿都拿到这家报纸予以刊登。巴斯提德先生和杜克洛很熟，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力图劝说我帮他充实一下《世界报》。他曾经听人提起过《朱丽》，希望我在《世界报》上连载《朱丽》和《爱弥儿》。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有所耳闻的话，肯定也会要我拿去发表在他的报纸上的。最后，我被他的纠缠不休弄得疲惫不堪，干脆决定将《永久和平》的摘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价格出让给了他。我们有约在先，摘要只能在他的报纸发表，但是一旦他成了手稿的主人，却觉得出版单行本更合适，这样就必须删除某些章节，以满足出版审查的要求。如果单行本附有我对这部作品的评论，那么审查时会有什么结果呢？庆幸的是，我没有向巴斯提德先生提及这篇评论，而这也不在我们的合约范围之内。这些评论至今还是尚未付印的手稿，和我的其他手稿放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这些评论得以出版，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在这个问题上的妙语连珠和自鸣得意，怎能不让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的人在他试图干预的政治事务上见地如何，我了解得简直是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赢得女人们的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的地位大不如以前了，这不是在卢森堡先生面前——他对我的殷勤和友谊似乎还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卢森堡夫人面前。自从我没有什么作品读给她听以后，她的房间也不再对我自由开放了；她到蒙莫朗西小住期间，虽然我经常去探访她，但除在餐桌上我几乎见不到她的身影。她甚至也不像以前那样为我预留靠她身边的座位了。既然她不再给我留位置，既然她很少和我说话，要说也只有寥寥几句，既然我也没有什么话对她说，那我就非常乐意找到另一个位子落座，这样我更加放松一些，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坐得离元帅先生更近的习惯了。

说到“晚上”，我记得我已经说过我不在府里面用餐，这在我们交往之初的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他甚至没有来餐桌前坐过，其结果是，几个月以后，我对这个家已经很熟悉很随便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吃过饭。他非常友善地谈论到了这一点。这使我决定在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在那里用晚餐；我非常惬意地享受这一切，因为他们几乎就在露天吃午饭，并且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屁股不沾椅子”。然而晚餐则吃得时间很长，因为客人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望休息一下，舒缓一下身心；又因为卢森堡先生是个有模有样的美食家，所以晚餐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尽主人之谊殷勤招待，让晚餐非常愉快。如果不这样解释，人们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的一封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六号）的结尾部分，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他总是怀着喜悦回想我们散步的情形，他补充道，特别是晚间一回到院子里，我们就看不到马车轮的辙痕了，因为每天早晨有人会用耙子把沙地上的车辙耙平，我想，从沙地上的辙印，就可以看出下午来了多少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