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巴黎之前，具体来说就是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做过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并且品尝到了它全部的纯洁意味。巴利索是南锡学士院的院士，曾经因几部他写的戏剧而出名。当时他刚为法国国王的岳父波兰国王演出过一个戏剧。他在剧中写了一个胆敢执笔对抗国王的人，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取悦国王。可是这位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性格直爽，不喜欢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这样评说当世的名人，不禁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告诉我国王陛下打算将巴利索从学士院开除出去。在回信中，我诚挚地恳请特莱桑先生向国王求情，让他这次饶过巴利索。巴利索果然被饶恕了，但是特莱桑在向我传达国王的旨意时，又补充说这件事会被记录在学士院的档案上。我回信说，这不是饶恕，反而是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过我再三的恳求，这件事总算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他承诺说档案上将不会对此事作任何记载，而且有关这件事的任何细节都不会对外公开。在给出承诺的同时，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很郑重地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让我感觉非常欣慰。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凡是自身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对某个人的尊敬，一定会在这个人的心中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更加甜蜜和高贵的情感。我将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回信都收入了我的信函集，原件为信函集A中的第九、十、十一号。

我很清楚一旦我的这些回忆录公之于世，那么那些我想抹去痕迹的事情反而会永远地流传下去，但岂止是这些，还有好多我不得已而传给后世的事情呢！被我时刻铭记于心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把一切和盘托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容许我为了某些小事而畏首畏尾，否则就会背离我的目标了。在我这种离奇而独一无二的处境下，我更应该对真理负责，而不应顾忌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我，就应该了解我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有必要和其他许多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当我在谈到和我有关的事情时，无论涉及自己还是别人，我都是同样的坦率，因为我不觉得我应该对别人更宽容而对自己更苛刻，尽管我在骨子里是想这样做的。我想始终保持公正与真实，尽可能地去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范围内数落别人的不是，而且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在我被弄到这种处境的情况下，还有谁有权向我作更多的要求呢？我的忏悔录绝不是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版而写的，也不想在相关的人员还在世的时候出版。如果我能主宰自己以及这本书的命运，那么这本书将会在我和这些人都去世很久以后才面世。但是这些可怕的真理让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们感到恐惧。因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想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干净。这就迫使我不得不采取最审慎的公理和最严格的正义所允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来保留这些痕迹。如果我的忏悔录能和我一同消失，而不会累及别人的话，那么我会毫无怨言地忍受这一不公正的而且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注定要永远留存，那我就应该尽力让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回忆连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当然是按照真实情况，而不是按照他的那些不公正的敌人们所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