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皮埃尔侯爵在循例向他的同僚表示谢意时，特意提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这位秘书为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蒙太居伯爵本该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而自责，但他见到有人夸奖我，便认为别人是在有意地指责他自己。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情时还气乎乎的。以前我对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卡斯特纳伯爵也用类似的方法处理过这种情况，只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紧急而已。除了威尼斯参议院偶尔派出的信使外，我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这些信使在出发时会事先通知法国驻威尼斯大使一声，以便让他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顺便寄信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同僚。这个通知一般是提前一到两天给出，但人家实在是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认为只要在信使出发前一两个小时通知他就行了，算是走一下过场。因此有好几次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只得自己写好公文寄出。卡斯特纳先生在回信时总要用赞扬的口吻向蒙太居先生提起我，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写信过来时也是如此。他们对我的友好的情意每每成为蒙太居先生对我产生新的怨恨的原因。

我承认自己从来不愿放过出风头的机会，但是我也从不刻意寻求这样的机会。在我看来，我应该通过良好的服务来获取正当的奖励，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的奖励，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价与褒奖的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我不知道是否我的忠于职守正是大使对我产生抱怨的理由，但我能肯定的是，直到我们分道扬镳为止，他能说出来的理由也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的大使馆从来没有被他搞得像样一点，里面全是一群乌合之众。使馆里的法国人受到轻慢的对待，而意大利人却被奉若上宾；即便在这些意大利人当中，也有些已经为使馆服务多年的优秀职员遭到粗暴的解雇，其中就有他的首席随员。这个人名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类似的名字，他在弗鲁莱伯爵当大使时就已经是首席随员了。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的，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是来自曼杜的恶棍，大使让他管理馆务。他使用吹牛拍马的手段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大使的信任，并成为了他的宠儿，这可就害惨了他周围的正直之士，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正直之士的眼光总是令无耻之徒发怵。只此一条就足以让他对我万分痛恨。不过他恨我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使得这种仇恨变本加厉。我必须把这个原因讲出来，如果是我弄错了，我愿意接受谴责。

按照惯例，大使在五家戏院各有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分，他要指定当天上哪家戏院看戏，在他选定之后由我选择，然后由他的随员们分配其余的包厢。我出门时就带上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儿，我命令服侍我的听差把我的钥匙送到我给他指定的房子里去。维塔利不但不肯交出钥匙，反而说他已经把钥匙分配出去了。我非常愤怒，尤其是因为男仆是当着众人的面向我陈述他办差的经过的。那天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点道歉的话，但我拒绝接受。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我受辱的那间房子里，当着昨天见证过这件事的众人的面，向我郑重地赔礼道歉，否则到了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发誓，不是您就是我，总有一人肯定会离开这里。”我的口气强硬，把他给镇住了。他果然在指定的时间来到房子里，低声下气地向我公开道歉，那副奴态只有他才做得出来。可是他却在暗中不慌不忙地做着另外一番打算。他在公开场合下对我卑躬屈膝，暗地里却将那种意大利式的使坏的手段玩得炉火纯青，以至于他虽然不能说服大使将我辞退，却能迫使我不得不主动离职。

像他这样的坏蛋当然是无法理解我的，可是他却知道我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他利用的。比如他就知道，我在遭受无意的冒犯时态度极其宽厚与温和，而对蓄意的侮辱则相当高傲，他也知道我在特定场合下很讲究体面与尊严，不仅重视对别人保持应有的敬重，也很看重别人对我的尊重。他就是从这方面下的手，最终让我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他把整个大使馆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将我竭力维持的一点规则、秩序、整洁和体面弄得荡然无存。一所机关如果没有女人来打理，就必须制定较为严格的纪律，以便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体面。他很快将我们的使馆弄成了一个荒淫下流的场所，变成了一个流氓和坏蛋出没的地方。在设法让大使解雇了第二随员之后，他找了一个和他本人是一路货色的家伙来顶替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十字广场开妓院。这两个浑蛋狼狈为奸，既放肆又无耻。只有大使的房间稍有例外，但就是这个房间也不像原先那么整洁了。除此之外，使馆里面就没有一处能让正派人忍受得了的角落了。

因为大使阁下晚上不在使馆内就餐，所以随员们和我在晚上就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父与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与我们的餐桌相比，即便是最平常的饭馆里，桌面也会布置得更加干净和整齐一些，桌布不会那么脏，饭菜也不会那么差。我们只有一枝又小又脏的用动物油脂制成的蜡烛，用的是锡碟子和铁叉子。因为这本来就是私下的便饭，所以对于这些待遇我还能忍受下去。可是，连我专用的刚朵拉也被取消了。在所有的大使秘书中，我是惟一一个被迫租用刚朵拉或安步当车的人。并且我只有到参议院时才有大使阁下的仆役相随。此外，使馆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城里尽人皆知。大使手下的职员们个个都叫嚷起来，多米尼克虽然是罪魁祸首，却叫嚷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对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不成体统的待遇比谁都敏感。我是我们使馆里惟一没有到外面说三道四的人，但是我在馆内却向大使提出了严重抗议，不光是抗议使馆里发生的这些丑事，同时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他本人。而他受到卑劣灵魂的秘密驱使，每天都向我施加新的侮辱。为了支撑与其他使馆的秘书比较接近的排场，我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因此我的薪酬里省不出一分钱来。每当我向他要钱的时候，他就会拿他对我的器重和信任来说事，仿佛光这些器重和信任就足以让我的钱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似的。